【内容提要】史称武帝因董生言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儒学一家独大。持此论者固已多矣。然余查检旧史，征诸史实，自觉武帝因董生言复古更化为是，若谓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则深不以为然。纵儒学于武帝后日显，因其以“术”之面貌表征于内外，难脱儒表法里之讥。此论前贤多已揭示，而前贤持论之基石，多本于思想史而言，未能与武帝世政策之实际施行相结合。本篇则志矫此弊，以温公《通鉴》为经，辅之以马、班二史为纬，庶几有一二可见教于当世方家，果此足矣！
【关键词】汉武帝；儒表法里；儒生；酷吏
一、儒术因缘而兴为世风之使然
武帝之雄才大略，于其初即位时即已表露无遗。检《汉书·武帝本纪》云（《资治通鉴》此事载之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此日期之差异于下文有关，故在此补明，可以参注（11）：
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1]
建元元年，武帝年方十七，初即位，即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可丞相之奏，罢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其意义之重大，无怪乎被后治史者称为“武帝即位辟头第一声，其一朝措施，即已于此露其征兆，定其准的”。[2]于此当注意者，即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皆法家纵横家者也。然世谓汉兴之七十年，承秦之弊，行修养生息之治，国力大振。《史记·平准书》述汉武帝初年情形云：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3]
依上言，则后世史家盛称之文景之治，亦实矣。[4]然导其盛者，则首推黄老无为之影响，其时君臣，率尚黄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闱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郑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邱望之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柱下为工”，亦宗黄老。[5]
然考汉初黄老之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6]若结合上述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则可知卫绾所奏罢者，其实则为黄老刑名也。（恐以包括黄老刑名为妥）此开武帝世新兴势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始也，然亦仅开大幕之一角也。其续者，则更烈更广也。检《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
（武帝建元元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玢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玢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望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7]
同书同卷又云：
（建元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也，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阴术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玢免，申公亦以疾免归。[8]
上引武帝建元元年、二年故事，足证武帝世新兴势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激烈也。据元年条，则上文所谓武帝世新兴势力为儒家者，无须多辩。在此新兴儒者之激励下，武帝后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及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等一系列复古更化，则不难理解，而儒术之独尊，亦似乎不言自明。然若细读二年条，则知新兴儒者与黄老刑名者之冲突，危及于公卿相侯之荣辱性命，则若将此一冲突，局限于所治之思想史，殊难以服人也。据二年条所陈，赵绾请毋奏事东宫，东宫者，即汉长乐宫，太后居之，故当时为太皇窦太后所居，则赵绾所奏，与其归其于儒家之言，不若归其于政治家言耳。而其背后，则雄才大略之武帝向太皇窦太后之夺权也，此不难猜测。明乎此，则知于此冲突，儒者不过一工具而，其结果，则因为武帝羽翼未丰，婴、玢下野，绾、臧自裁。若再从当事人角度观之，纵使婴、玢、绾、臧不脱儒者之志向，然于武帝而言，政治斗争与好大喜功之程度，远大于儒者之志也。然虽上位者动机之不纯，反对者力量之强大，然儒学之复兴，乃当时风气使然，无可阻挡也。[9]虽然现在复兴之儒学，已并非全为孔门之儒学，此点下文将详论之，然与现时儒学相较，毕竟“黄、老、申、韩之说，皆起战国晚世，本以治衰乱，非所以处升平……至于汉武，国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亦固其宜”。[10]因此，虽经窦后一时之打压，然儒学之复兴，亦不可免。后武帝顺水推舟，将其归为己用，顺理成章也。然儒学复兴为一事，武帝后来大政方针缘饰以儒学为一事，不可将二者视为一体，谓至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读史者当自明之。
二、儒生与儒表法里政策之构建
在此之前，建元元年冬十月[11]，又有董仲舒“天人三策”，此事对汉武世影响巨大，在此当详论之。《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董仲舒对策，限于篇幅只摘取三策之大概）：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之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利太学以立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法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至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以上为第一策之基本内容）。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治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而耻犯其上……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业，教化之本源……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以上为第二策之基本内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暗治明，以微致显……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以上为第三策之基本内容）”天子善其对。[12]
上所引文即史书所称之董仲舒“天人三策”，观其大概，对比武帝一朝之改正朔、易服色等诸多复古更化之内政，则谓董生此论为武帝一朝之“定国事诏”或“基本路线”，未尝不可。结合其对策末之“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之日后实际情况，则后世称武帝因董生言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亦非空论。若如此，则余此论文有何立论之空间，所论之儒表法里，又有何立论依据？为解此疑问，在此需一一讲明。
现还从董仲舒对策末讲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为武帝日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先声，然其原因与目的，董仲舒于对策亦已详明，“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据此不难发觉，禁锢思想学术为其动因也。后世一般史家片言武帝之独尊儒术，而鲜有论及武帝私其目的者也。正因此，纵使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亦难脱儒表法里之讥也，仅作为政治之缘饰耳。若言武帝世儒学为政府之立国根本，似乎失之于史也。且检《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以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首、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13]
上所引文为李斯奏请焚书之文，现将其与董生对策末段奏请表彰六经相较，一为焚书，一位尊经，然其实质，则思想学术之禁锢一也。晓乎此，若论秦政焚书为学术文化之大厄，[14]汉武帝尊经为儒学之大显，则非诛心之论也。读史者当自明矣。且李斯之“以吏为师”，比起汉武帝所重用之酷吏，小巫见大巫。[15]论及此，则武帝政策之儒表法里，初见端倪矣。董生所谓之“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迎合人主之私欲，无须多论。现再就董仲舒所奏请“表彰六经”进行一番讨论，事在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云：
（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