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上文曾论及建元元年、二年武帝初即位时与窦太后所代表之黄老思想进行之一番冲突，以武帝之完败而结束。然而大有为之武帝，经过三、四年之卧薪，羽翼渐丰，反观将于一年后（建元六年五月）离世之窦太后，则双方实力之彼消此长，无须多言。且黄老之衰、儒学之兴，亦为风气使然。凭借此天时地利人和，不难想象汉武帝之英气风发，其置五经博士，即是一例也。今检《汉书·儒林传赞》：

　　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17]

　　此处亦足以讨论之。何则《汉书·儒林传赞》中言立五经博士，而只举《书》、《礼》、《易》、《春秋》四者乎？钱穆因《汉书·百官表》解释汉武帝之前之博士

　　为以古通今而设而武帝后之博士独为经学而设者[18]，较之王应麟以“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19]作解，更足以服人。且纵是“汉人之尊六艺，并不以为其儒书而尊，而汉人之尊儒，则以其守六经”，且“汉人之尊六艺，特为其古代之王官学”，“故其系六艺而罢百家，若专就朝廷设官之用意言，则亦未见其有所大胜于秦之泯《诗》、《书》而守《家言》也。后世乃专以汉武尊儒为说，又未为得当时之真相矣”。[20]若是言之，则汉武帝世最为后世儒者盛赞之置五经博士，亦非真儒学之复兴，而仅仅是汉武帝文化高压，用今日话来讲，则为汉武帝文化之统战也。而所立五经博士，亦即凭上位者政治之权威，为功名利禄而打压异己者也，此开汉代今、古文之争也。然就实质言，非纯学术之争，亦是利禄之争也。[21]则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为其政策儒表法里之显证也。

　　现再论董仲舒其人其学，并结合另一位儒者公孙弘一同论之。之所以将二人同论，是因为两人同因儒学故，显于汉武帝时，然一野一朝，颇像文景时之贾谊、晁错，对当今后世有重要影响，故一同论之。检《汉书·董仲舒传》：

　　仲舒，广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艺；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22]

　　又《汉书·儒林传》云：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玢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23]

　　据此，则执董仲舒、公孙弘二人之显迹，均因《春秋》之对策（上文已言，武帝对董仲舒之对策，欲以政治来禁锢学术文化，《春秋》亦其缘饰耳，则不难推断公孙弘之治《春秋》，与董仲舒所治者，无甚大差别也。）且董仲舒、公孙弘二人之为人，亦有可非者，先论董仲舒，王充《论衡》[24]云：

　　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者《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

　　又马端临《文献通考》[25]云：

　　董仲舒撰《春秋决事比》，即献帝时应劭所上仲舒《春秋断狱》，其书与张汤相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帝之驱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公羊》、《谷梁》）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

　　再论及公孙弘，《汉书·汲黯传》云：

　　黯学黄老言，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荣。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汲黯之言，日益甚矣！”[26]

　　又《史记·儒林传》云：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业，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27]

　　又《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云：

　　弘每朝会，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深厚，辩论又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大悦之，一岁中迁至左内史。[28]

　　据上文可言之，董仲舒、公孙弘皆可谓是阿谀取宠[29]，而年轻气盛、好大喜功之汉武帝，则重用之矣。尤其公孙弘开汉室布衣拜相而后封侯始，而尤可注意者，则为董生缘饰《春秋》而决狱和公孙弘所能缘饰之“儒术”上。前者当在下文汉武帝世酷吏时言之，现就儒学演变成儒术这一进程进行讨论。

　　公孙弘之阿谀取宠而缘饰以儒术，可谓儒学演变为儒术这一过程之终结，然考其开始与其过程，则可谓是儒学在当时世风之影响下，与诸子百家融合的过程，而开其端者，则即是荀子。按中国传统讲法，荀子为儒家之代表，然在其身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30]汉初大儒贾谊，则为此一过程之后继。[31]至董仲舒、公孙弘，则为此一过程之终结。然推其实质，则“道、法、阴阳、儒家的合流”。[32]考董仲舒、公孙弘所治之《公羊春秋》，皆非孔子以来儒者之本意，其言多出黄、老，刑名，而仲舒之学，实主阴阳。[33]则此一转变，儒学之变儒术，离孔子之学远矣。而其见用于在上者之武帝、公孙弘，阴行千载尤行之秦法政，而缘饰以儒术，后世不可不查也。[34]此为汉武世政策儒表法里之力证也。

三、酷吏与儒表法里政策之实施

　　下面再谈及武帝世之酷吏，较之董生、公孙弘诸人，酷吏们更足以表明武帝世法家之本质，考以《史记`酷吏列传》共酷吏十人，除二人是景帝时，一人始于景帝终于武帝外，其余七人均为始终于武帝世之酷吏，如此酷吏高产之世，后世若谓之独尊儒术，定会愤激孔子起于九泉之下。而其时酷吏治下之实情如何？《史记·酷吏列传》云：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服，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功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缛郡太守，杀二千石，为其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吏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虽……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其治与宣相仿，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吏，周为廷尉，其治大仿张汤而善侯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亲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廷尉及中都官诏狱了、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35]

　　此等景象，应为亡秦之续，然之所以不踵亡秦之迹者，则有其缘饰儒术之功耳。据此亦汉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另一力证也。酷吏中，张汤位居公卿，较为突出，然其所持儒表法里之政策亦为最坚，《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云：

　　（武帝元光五年）上以张汤为大中大夫，与赵禹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作见知法，吏传相监司，用法益刻自此始。[36]

　　案：张汤之定律令，用法益刻，一改文景之轻刑之举也。[37]

　　又同书同卷同纪略云：

　　（武帝元朔三年）是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时上方向文学，汤阳浮慕，事董仲舒、公孙弘等……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者，与监、史清平者；上由是悦之。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汲黯数质责汤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38]

　　据此则可知张汤实为刀笔吏也，然观其与公卿之交，缘饰董仲舒、公孙弘之儒术，阴行奸诈残酷之法，较之公孙弘阿谀之术，亦不下也。而公孙弘、张汤之结合，前者为大儒，供以缘饰而尸位素餐；后者刀笔吏，阴以法术阿谀人主之欢，其两者结合实为汉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最佳表象也。行文至此，若再高谈汉武帝时儒术独尊，则其自欺欺人，不免为当世及后世有识之人笑矣。

　　汉武帝时其它一些复古更化政策，如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等，其起源皆可推及董仲舒对策，然其实质均为于民无利、帝王个人之好大喜功之举。其虽根源于董仲舒对策，然距董仲舒之初意，亦远也。对策之空文，只是其缘饰耳。至于汉武帝一世诸多经济政策如盐铁官卖、算缗、均输、铸币、增口赋、鬻爵等，纵使一二政策于客观上些许有利于民，然其实质，仍为在上者所以满足其好大喜功之欲望耳，徒扰民也。钱穆将汉武帝一朝财政，视为汉室中衰之原因，确有创见。[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