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诗歌教材还有南宋时期朱熹作《训蒙诗》100首、陈淳编《小学诗礼》等。这一类诗歌读本完全着眼于向儿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对于语言文字的艺术基本不加考虑，所以流传不广。南宋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正续集共四十卷，其正集体例包括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这部书流传较广，对于诗歌教育有一定促进作用。
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宋代虽难登“大雅之堂”，却获得了极大繁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民谣“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永的词受到大众欢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女子往往也可以接受适当的文化教育，包括诗歌教育。司马光曾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诗歌，执俗乐，殊非所宜也。”两宋时期还出现了女词人李清照、朱淑真等，至少表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的辽国出现了女诗人萧观音。萧观音向苏轼、欧阳修等文化巨子学习，以填词赋诗而闻名，表明她受到了极有成效的诗歌教育。
元代的“雅文学”与“俗文学”都与社会变化、市俗意识密切相关，与诗词创作有联系的杂剧、散曲的盛行，特别是散曲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出现和兴盛，打破了在中国诗歌传统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进一步促进了诗歌教育的普及。马致远的《秋思》就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在宋元的“小学”写作教学中，属对是最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最基本的语文训练。作诗是宋代蒙学作文教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教学童写诗，重点是教“填诗”。首先是背会三十类韵，接着是用匡纸表韵头，以便填诗时查阅。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模仿者，古人用功之法。”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这些都说明宋代学者在学习写诗方面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六、明清时期的诗歌教育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了诸多改革，最终建立了集军政大权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主义政权。明初统治者已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建国之初就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在国都设立了中央最高学府国子监，并发布兴学令，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从京师到郡县直至农村地区，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体系，普及程度为唐、宋所不及。科举制度更受重视，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学校教育中竭力推崇官方哲学思想程朱理学，采取种种措施排斥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以加强思想控制，把《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作为钦定的学校教科书。到了永乐年间，《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便成了学校教学的主要课本。明中叶以后，科举腐败，官学衰落。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士大夫就纷纷创建书院，虽曾被禁毁，但还是日益昌盛。明朝中叶之后，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封建社会出现了危机的端倪，典型表现是在沿海地区的手工业作坊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促使人的个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张扬和重视。传统诗文进一步衰落，适应市民阶层需要的俗文学大兴。
清初统治者在入关定都北京后，用了40多年的时间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势力，统一了中国。政治上继续推崇程朱理学，颁布法令，责令各个学校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用高压政策对毁谤程朱理学者大开杀戒，把其它学派的学说或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思想一概斥之为“伪学”、“异端”而加以限制、排斥，直至迫害相关学者。
明清的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钳制士人外，还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就范。明清对前代科考制度又各有所增损，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久而久之，学校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其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同时科举制度也越来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盛行的“八股取士”就是典型代表。因此，诗歌教育与科举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诗歌更多地成为文人吟风弄月或抒写情志的手段，但传统“诗教”的作用仍得到人们重视。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
清朝的官学教育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明制，其学制基本相同，都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类。中央主要是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此外的义学、社学、私塾等伴随着民间的搜书、藏书和编书的风行也愈来愈昌盛。除《诗经》继续作为经学教材之外，主要的诗歌教材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
明清时期的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更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明代王守仁主张要用教诗作为蒙学中主要教育手段之一：“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明人吕坤说：“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分之歌颂，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吕坤：《社学要略》）。清代的沈龙江义学有更明确的规定：“放晚学讲贤孝勤学故事一条，吟诗一首。诗要有关系的，如‘二月卖新丝'、‘锄禾日当午'、‘青青园中葵'、‘木之就规矩'等”（《沈龙江义学约》，见张伯行辑《养正类编》）。
明清时期用作蒙学诗歌读本的《千家诗》有七言、五言两种。七言《千家诗》分为上、下两集，是前人从原本《千家诗》选录编定而成。通行的七言《千家诗》分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八十五首，以程明道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打头，下集收七言律诗三十八首。所选的诗有些很不好的，也有些偏深的，但是大部分是浅近易懂，于儿童有益或者无害的，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清人王相又编选了五言《千家诗》。后来有人将五言和七言这两本编成合刊本，成为明清两代流传最广的诗歌教材，也对我国以后的语文教育、特别是诗歌教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这部综合类诗歌教材，上下卷共有224首诗歌，分成时令、节候、气象、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十四类，分别择取唐、五代及宋人的律诗和绝句，而最多的是宋人做的诗。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适合学生读、背。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再如朱熹的《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本书在选编时充分照顾到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儿童的主体地位，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清代康熙年间编选的《全唐诗》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诗歌作品48900多首，包括诗人2200多位。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唐诗》的编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诗歌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诗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一本脍炙人口的唐诗精选普及读本，仅以300多首的篇幅，就使人们得以欣赏到唐诗中的精华之作，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全书共分八卷，第一卷是五言古诗，第二、三卷是七言古诗，第四卷是七言乐府，第五卷是五言律诗，第六卷是七言律诗，第七卷是五言绝句，第八卷是七言绝句，后面附有乐府诗。诗集涵盖了我国古诗中的各种诗体，是一本质量上乘的精选诗歌读本。这本书选的诗家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也选了不少不太出名的诗人，如无名氏的《杂诗》；不仅选了高适、岑参等边塞派的诗作，还收入了孟浩然、王维等田园派的代表作。全书的编选以适合私塾教学为基本原则，以学童容易理解和记忆、适合儿童兴趣为主要出发点，共选了310首，后来有人增补了三首杜甫的七律。因此，《唐诗三百首》被塾师们广泛采用，而且深受学童和成人的欢迎。此后为了帮助蒙童和一般文人理解、欣赏这些诗作，出现了多种注释本。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一直影响着我国的诗风和文风。而这本流传很广的诗选，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诗歌教育，对发扬我国的“诗教”传统有重要作用。民间流传的俗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说明了这部读本的广泛影响和在诗歌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传统封建势力。其领导者为了反对旧礼教，批判封建传统教育，宣扬其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改革。太平天国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专门编写了自己的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幼学诗》共三十四首五言体的诗歌，内容主要涉及做人和教义两方面，主要是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说教。这种寓道于文、文道结合的编写教材方法，充分发挥了传统诗歌教材编写的优点。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属对是作诗、作文的基础，要求平仄相对、词性一致、结构相同、字数相等、修辞手法相同、逻辑关系相同等，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这种从简单练习到复杂训练的程序，更适合于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征。采用的训练书籍有《对类》、《诗月夜》、《词林典腋》、《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清道光年间的学者王筠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涵养学生的作诗作文兴趣，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即：初学做诗，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声，为双声叠韵的规矩所束缚。此后再从放到收。王筠还主张对蒙童的训练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即学生识二千字后，才可读书；待其“神智渐开”，再教以四声、虚实、韵部、双声、迭韵等文字知识；然后在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上，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
七、古代诗歌教育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诗歌教育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诗经》一直是传统诗歌教育的最主要读本，形成了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温柔敦厚”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作家要性情和柔，可以讽谏，但要“怨而不怒”，“止乎礼义”，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礼记正义》又说：“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温柔敦厚”这一诗教传统特别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因此，《诗经》徒具文学形式，却只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教化万民、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温柔敦厚”除了伦理意义外，后世也引申为艺术原则，因而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和理论上有过十分消极的作用。
2、蒙学阶段比较重视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而且成效显著。
教儿童读诗，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儿童识字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头就给他们读一些比较平板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前人采用在这个时候读些诗的方法，是很有见地的。儿童认字之后，常读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这是自唐宋以来一直实行的办法，后来逐渐成了蒙学中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明代王守仁主张诗歌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之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自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他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顺应儿童的性情，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以诱导启发来代替“督”、“责”等传统手段，避免产生逆反心理。这段论述正说明了古代诗歌教育的特点。
张志公先生对我国传统教育有深入研究。他对古代诗歌教育传统是这样论述的：“爱听故事，是儿童的特点；爱大声诵读，也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诗的语言，音调和谐、押韵，念起来给人以极大的快感。浅近的好诗，尽管儿童不一定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于启发想象，开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诗，孩子们逐渐会感觉到语言的美，感觉到书有念头，有学头，从而培养起他们爱好语言的情感，促进了他们求知的欲望，增强了他们思考、想象的能力”（《张志公文集》之四《传统语文教育研究》116-117页）。概言之，诗歌教育既使学生乐于接受，也易于起到教育作用。
3、古代的诗歌教育将读诗与写诗相结合，使得读书人从儿童起就开始学习写诗的技巧和方法。如蒙学阶段进行“属对”和“声律”训练，为写诗奠定了良好基础。当然，“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和逻辑训练的因素，是一种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
4、古代的低幼教育基本上都是韵文教学，从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实际上，古代的韵语读物本身也具有诗歌的形式和特点，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称之为诗歌似乎也并无不妥，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诗歌教育教材也应当包括这些韵语读物。
5、古代诗歌教育尤其重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完美结合。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是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蒙学诗歌教材的编写都有明确的伦理道德指向，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均是这样。
6、古代诗歌教育特别重视诵读训练，十分有利于培养良好语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