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各类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学逐渐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和教育之林。南朝宋文帝时，学校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这些都对诗歌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性质与西汉政权并无二致。不仅基本的政治制度与西汉一脉相承，而且在教育上同样以儒学为先。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诗经》仍然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统治者对诗歌的爱好和提倡，诗歌教育进一步受到重视。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的初级教材。女诗人谢道韫的出现，至少说明她曾经接受过良好的诗歌教育。南朝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诗歌等文学教材受到学子的重视和欢迎。北朝的《敕勒歌》流传甚广，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精彩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其选文分三类：诗歌、辞赋、杂文，收录诗文共752篇，其中诗歌434篇。《昭明文选》成书之后，被认为是古代语文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之一。

四、隋唐时期的诗歌教育

　　隋朝统一全国后，实行了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但仅是昙花一现。唐朝建立后，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隋唐时期封建文化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完备。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出现了百花争妍、异彩纷呈的鼎盛局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唐都长安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文化，一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及五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一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隋唐时期的中央官学已实行分科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习内容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确定为“九经”之一。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孟郊《教坊歌儿》写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诗歌也成为家学和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促进了唐人的精神解放。当时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除诗歌选本外，老师也临时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旧唐书·杨绾传》中载杨绾上言：“(士人)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稹）《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教师选定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刚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称颂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

　　唐末出现的蒙学用诗歌读本是胡曾撰写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咏史诗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从来也不大有人用来作启蒙教材。胡曾的百余首咏史诗，涉及的范围很广，语言特别通俗，全是七言绝句，容易背诵，因而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后来用它作为启蒙教材的越来越多。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写作训练成为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其中，属对训练在唐代很受重视，不仅具有语音训练、词汇训练、语法训练的作用，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所以它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蔡云培曾说它“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唐代许多诗人在十岁前后就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诗句，如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王勃六岁作诗“词情英迈”，被誉为“神童”。女诗人李冶六岁时写作《蔷薇诗》，薛涛七八岁便能吟诗。王维十七岁时就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不可否认，这些诗人有写诗的天赋，但如果没有较早接受诗歌教育，怕也是不行的。

五、宋元时期的诗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此后20年间，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宋王朝汲取了唐朝权臣擅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断削弱地方权利，加强中央集权，对内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优渥文士，对外妥协退让。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比，士人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始于此。两宋时期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到宋代才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标志。与此同时，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其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大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思想文化的交流。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后又据《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建立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蒙古族入主中原，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变动，促使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元代另一种饶有新鲜意味的文学类型是散曲。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同样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它既承继了传统诗词的某些因素，又鲜明地体现出元代文学的新精神。从内容上看，散曲比传统诗词大大开拓了表现范围。多半由于元代特殊文学氛围所决定，作者的视野延伸到富于活力、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适应于抒情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较于诗、词都别具特点。散曲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可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另一方面，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使散曲成为更自由轻灵的形式，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尖歌倩意”（芝庵《唱论》）构成了散曲的主要艺术特征，从而打破了在中国诗歌传统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使渊源于早期民歌俗谣的美学趣味获得显著的进展。诗歌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特别在表现重大的人生思考、深刻的精神活动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取代的地位。元诗不仅反映了百年间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了不同时期中知识阶层的精神面貌，而且对于认识中国诗歌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新兴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都有特殊的价值。后人对元代文学有“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当然是有其理由和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裂的现象。所谓“俗文学”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雅文学”，也深受社会变化、市俗意识的影响。

　　宋元时期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时而重经文，时而重诗赋，时而重策论。但经文始终是最重要的内容，诗赋、策论也很受重视。《诗经》被确定为“十三经”之一。宋元时期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高峰。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宋代教育主要有三种类型：官学、私学、书院，历经“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崇宁兴学”，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更加丰富实用。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所以，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十分普及。元代教育体系与宋代基本类似。宋元“小学”语文阅读教材可分为三类：散文类、诗歌类、工具类。蒙学也不免要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在蒙学中也自然也会有一些诗歌教材。程颢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令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其中最著名的有《千家诗》和《神童诗》等。

　　南宋刘克庄编辑的《千家诗》全名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全书共22卷，将唐、五代及宋人的诗分别按照时令、节令、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虫、人品等十四个方面进行选编的。《千家诗》选录广泛，不拘一格。从入选的作者来看，既有帝王将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无名氏（如《题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释处默）。选录标准有三条：一是简洁短小，二是通俗易懂，三是诗作好，而不论作者的名气大小。所选诗作可谓“鼎尝一脔，其味无穷”。作为蒙学教材的《千家诗》是在此基础上编录的，分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诗48首，共142首。尽管对这部诗集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它无疑是古代最风行的且流传时间最长的诗歌基础教材。

　　《千家诗》在宋代广为流传，一是所选诗篇大部分是名家名篇，以此开展诗歌教学，可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语言，掌握诗歌艺术。二是《千家诗》所选诗篇，大多浅近易懂，读起来上口，学起来容易，便于背诵，极适宜儿童学习。比如第一首程明道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首理学家程颐的七言绝句，自咏闲居之乐趣，把他追求自然舒畅的精神境界写得平淡自然而亲切。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些诗都是倍受群众喜爱的名篇佳作。三是诗中有许多警策名句，对学童有思想教育意义。四是诗篇所反映的内容丰富，并基本按季节岁时为序，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学习它，可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千家诗》对于诗歌教育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针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而专门编著的教材。后人把《千家诗》作为初级教材，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起来，简称“三百千千”作为蒙学的系列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