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诗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如果从“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诗歌开始算起，那么，诗歌的历史也就几乎等同于人类语言的历史。流传至今的《弹歌》也许就是远古时候最美的诗歌了。

　　有了诗歌，也就有了诗歌教育——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教授自然知识与社会伦理，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诗歌的产生，随之产生了诗歌教育；诗歌的繁荣，随之带来了诗歌教育的繁荣。诗歌的历史有多长，诗歌教育的历史就有多长。《弹歌》的流传也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诗歌教育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说清楚，只能凭借想象去猜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作用大致可以说的清——因为有许多时候即使是用文字记载的所谓“历史”也往往极不可靠。

一、夏、商、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西周的学校，大概分国学和乡学两极。国学即天子之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课的内容。据《周礼》所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当时的诗歌教学必须体现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社会需要，因此，西周乐教开创了我国“温柔敦厚诗教”之先声。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政治上王权衰落，诸侯割据争雄，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出现了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明证，其中的一部分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诗歌的初步繁荣，为当时开展诗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

　　中国有确切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最早的有意识地开展诗歌教育的人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认识到诗歌的多种作用，提出了诗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诗歌教育理论。孔子把“诗”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为此他整理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教育课本。“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他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用现代白话理解，孔子所说的“兴”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因而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墨子也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阅读学理论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

二、秦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秦王朝统一天下后，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行同伦”、“颁挟书令”、“禁私学”和“以吏为师”等巩固统一的重大政策和措施。“颁挟书令”导致了“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禁私学”、“以吏为师”，这实际上是取消教育制度。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这是秦朝在文教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历史性的灾难。

　　在汉代，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亡佚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著名女诗人蔡文姬由于家学渊源，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由此可以看出汉代诗歌教育的成效。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诗歌在汉代有了新的发展。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成就。汉武帝时设立“乐府”，它所收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乐府诗大多是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如《江南》、《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从此，五言诗代替了四言诗，在长时间里成为诗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