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说》学之形态及其系统

　　《世说》学的表现形态，实际上就是指《世说》学的文献形态和传播接受样式，进而言之，也就是研治《世说》所依据的基本原始材料。同其它古代典籍的研究一样，《世说》学也包括诸如（1）版本；（2）注释；（3）校笺；（4）诗文、史籍、笔记及类书征引；（5）目录索引；（6）批点评论；（7）序跋；（8）续仿；（9）改编；（10）选编；（11）白话今译；（12）外文翻译；（13）名篇鉴赏；（14）文字、名物考证；（15）专题论文；（16）研究专著；（17）典故成语和熟语等多种文献形态和传播接受样式。这些历史地形成的文献形态和传播接受样式，共同构成了今天《世说》学的学术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献形态由于历史悠久，成果丰富，业已形成自身的发展线索和研究系统。约略言之，盖有以下四种：

　　（一）版本系统。《世说》成书后，先以抄本流传，由刘孝标注有“广校众本”一语可明。[20]刘注之后，流传渐广，虽《隋志》方始著录，然版本浩繁之况不难想见。唐宋以迄近代，坊间私门，刊刻传抄，未曾稍息，流衍至今，蔚为大观。且版本递嬗之间，衢路分明，各有传承，其内部之系统也颇耐探寻。对版本系统的钩稽和统整，学者虽有涉及，但远未穷尽，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二）校注系统。由于特定的编撰体例和记述风格，加上人物繁多，关系错综，语言又玄远冷俊，充满弦外之音，使《世说》几乎一问世便成为一部“难以索解”之书。齐梁至于当代，为《世说》作注释、校勘、笺疏、考订者不绝：史敬胤、刘孝标、刘应登、王世懋、张文柱、凌濛初、张懋辰、刘淇、郝懿行、叶德辉、王先谦、李慈铭、程炎震、李详、刘盼遂、沈剑知、余嘉锡、杨勇、徐震堮、王叔岷、郭在贻、朱铸禹、吴金华……等历代学者前赴后继，殚思竭虑，使《世说》文本之庐山真面日显，微义深旨渐明，沾溉学林，泽被读者，厥功至伟。这一系统横跨古今，成果最丰，堪称《世说》学之重镇。

　　（三）批点系统。作为我国文学史上首部被评点的小说作品，《世说》一直受到文人特别是评点家的青睐，南宋刘辰翁、刘应登，明王世贞、王世懋、李贽、凌濛初、杨慎、王思任、袁宏道、陈梦槐、黄辉，近人严复、唐鸿学等都曾作过数量不等的批注评点，加上历代学者如颜之推、刘知几、顾炎武、李慈铭、程炎震、鲁迅、陈寅恪、余嘉锡、钱钟书等人著述中的《世说》批评文字，这一系统的规模亦相当可观。对其进行整体观照和细致考量，既是《世说》批评史的任务，也是小说评点史的工作。

　　（四）续仿系统。前已言明，《世说》在文言小说史上自成一体，历代续书仿作不断，早已形成“世说体”这一独特文本系统。这一系统是双重的：既是《世说》认识、接受体系的显影，也是“《世说》体”创作、实践体系的反映。对这一系统的研究，既可理清《世说》在历代的传播接受主线，又为了解历代文人精神生活之变迁，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以上算是《世说》学的系统观。它是建立在对史的纵向把握和研究成果的量的权衡基础上的。可以断言的是，这些殊途同归的系统大部分都有着“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还会不断“再生”。

四、《世说》学之分期与展望

　　《世说》诞生迄今已有1500多年，《世说》学的历史当即略等于此数。这1500多年间，《世说》学随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而发展，更与历代研究者的不同接受取向并行不悖。鉴于此，则《世说》学之分期，实即《世说》接受之不同阶段。略而言之，盖有四期：

　　（一）齐梁至隋唐这一阶段是《世说》学的“史学期”。六朝至于唐代乃我国史学极发达之时期，公私修史之风盛行。《世说》既写历史上实有之人物，又多采诸史料杂记，自然也就被当作“史料”或“史余”被接受。史敬胤、刘孝标的注释、史家刘知几的讥评，刘肃《大唐新语》的续仿以及唐修《晋书》的采录，无不是这一风气的证明。总之，在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时代，小说的全部命运都是脆弱而尴尬的。《世说》的诠释权被史家运于鼓掌之间的局面一直要到宋代才有所松动。

　　（二）宋代至晚明这一阶段可称之为《世说》学的“说部期”。宋元明清是我国通俗文学的兴盛时期，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地位日高。印刷技术的发展，更为《世说》的刊刻、流布提供了契机。[21]宋元之际，始有小说批点之学，《世说》首次被刘辰翁批点在小说评点史上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元代兴元曲，故有《世说》故事被杂剧作家们大量改编（详见第四章第三节）。晚明尚模拟，则《世说》体续仿作品络绎不绝。这些现象都在在说明《世说》在接受和研究上的通俗化倾向。

　　（三）清代至民国这一时期是《世说》学的“小学期”。受“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响，清人的小说观念“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22]，对《世说》的接受开始向史学复归而更具“朴学”色彩，训解文字、考订故实、纠谬补缺之作甚夥。其中，尤以刘淇的《助字辨略》最为杰出（详见第六章第二节）。这一学术趋向至民国仍未断绝，近代诸家的研究著作仍是立足旧学，表现为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四）20世纪后半叶至今这是《世说》学的“综合期”。研究方法的多样，价值取向的多元，传播渠道和接受形式的丰富，专著的系统化和论文的专题化，都表明《世说》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宽广的平台，《世说》学似乎“丰收在即”。

　　以上是对《世说》学的整体观照。限于篇幅，“系统”和“分期”只能点到为止。而更为深入专门的研究，则只有俟诸来日了。

注释：

[1]参见《世说精华》，明狄期进辑，万历二十九年（1601）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2]参见《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788页。

[3]吴志达《野火春风话崛起——评吴代芳教授著〈世说新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参见王元化主编《胡朴安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页112。

[5]这26种《世说》续书是：[唐]（1）刘肃《大唐新语》[宋]（2）王谠《唐语林》（3）孔平仲《续世说》（4）李垕《南北史续世说》（5）王方庆《续世说新书》[明]（6）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7）何良俊《何氏语林》（8）王世贞《世说新语补》（9）（10）焦竑《焦氏类林》《玉堂丛语》（11）林茂桂《南北朝新语》（12）郑仲夔《清言》（13）曹臣《舌华录》（14）赵瑜《儿世说》（15）张墉《廿一史识余》[清]（16）梁维枢《玉剑尊闻》（17）吴肃公《明语林》（18）王晫《今世说》（19）章抚功《汉世说》（20）李清《女世说》（21）颜从乔《僧世说》（22）李文胤《续世说》（23）汪琬《说铃》（24）邹统鲁、江有溶《明逸编》[民国]（25）易宗夔《新世说》（26）陈灨一《新语林》。今按：据说宋代尚有阙名作者的《大唐说纂》，清代严蘅亦作有《女世说》，想来也当属此类著作。另据《江苏艺文志·扬州卷》（南京师大古文献整理研究所赵国璋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清还撰有《折狱新语》十卷，未详目次，疑其体例亦如《世说》；与李清合作编辑《史略正误》的宫伟镠亦撰有《庭闻州世说》一书，可见“世说体”编撰之风在明末之盛行。此诸书因未及见，故暂不列出。

[6]刘应登《世说新语序》。

[7]袁褧《世说新语序》。

[8]参见刘熙载《艺概·文概》。

[9]吉川幸次郎《世说新语的文章》，原载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10辑，1939年7月。纪庸译文发表于《国文月刊》第46期，1948年第2期。

[10]载《古典文学论丛》1987年第2辑。

[11]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4期。

[12]见《广西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该文认为,《儒林外史》不仅是直接从白话通俗小说发展而来，而且其文体渊源可追溯到《世说》，尤其是在不重纪事而追求人物神韵、文人性、真人轶事性、谐趣性以及适应于创作宗旨的分类结构等方面，都显然受了《世说》的影响。我以为，这一影响还可上溯到《水浒传》。

[13]参见刘强《对历史真实的冲淡与对艺术真实的强化：论〈世说新语〉的叙事原则》和《试论〈世说新语〉文体的戏剧性特征》两文，分载《上海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和2002年第5期。

[14]吴瑞征所谓“六义”，盖指“雅言”、“捷言”、“形言”、“反言”、“偏言”、“超言”，以为赖此“六义”，《世说》才得以“采众美以成芳，集群葩而成秀”。参见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瑞征校刻本（八册）所载《世说新语序》。

[15]参见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页4。

[16]参见白化文、李明辰《世说新语的日本注本》，载《文史》第六辑；马兴国《〈世说〉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载《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3期；王能宪《〈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载《文学遗产》1992年2期。

[1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

[18]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页61。

[19]见唐异明《评世说新语英译本》，《读书》1986年第2期。亦见梁实秋《读马译世说新语》，《世界文学》1980年6期。

[20]参见《文学》篇“僧意在瓦官寺”条刘注。宋本“庆”字当为“广”字之误。

[21]据汪藻《叙录》，宋代的传本就有晁（文元）本、钱（文僖）本、晏（元献）本、王（仲至）本、黄（鲁直）本、章氏本、舅氏本、颜氏本、张氏本、邵氏本等十余种之多。加上流传至今的绍兴八年（1138）董分刻本和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可谓彬彬大盛。

[22]邱炜萲《菽园赘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