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世说》学”？作为一个有效性尚未得到确认的学术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这是本文首先面对、并且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以下试从称名、分类、形态及系统、历史分期、现状及未来等几方面简要论之。

一、《世说》学之称名

　　“《世说》学”，顾名思义，乃是以《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为中心的所有学术研究的总称。一种学术研究一旦以“学”名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首先，研究对象自身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其次，研究对象在其所以产生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后世的文化生态产生过深远影响；第三，对此一对象的研究已经或开始具备相当的规模，在时间和空间、深度和广度上拥有相当的基础，能够形成自身较为独立的学术谱系。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无论它是学科的、流派的、学说的，还是地域的、时代的，乃至文本的、专人的，才真正具备成为一种“学”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认为，《世说》学作为一种文本学，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世说》其书，不过六、七万言，是1130条“丛残小语”的分类汇编；而《世说》之学，则是一门涵盖甚广、包罗颇丰、沟通文史哲等诸多学科的专门学问，它不仅包括对《世说》其书所反映以及所产生之时代的政治、思想、社会、人文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其在各个时代的流传、接受和研究状况的考察。由于《世说》在我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世说》学完全具有和《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龙》学等围绕特定文本而建构的古代传统学问相当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世说》所特有的文体形式及其所体现的美学趣味，它所表现的那些极富“时代精神”的人类举止及其所包含的人学意义，更是蕴涵着某种“一经产生便告终结”的划时代特征和为其它文化所阙如的鲜明民族特色。《世说》学不仅是传统汉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学术视域内现代“中国学”的一道独特景观。鉴于《世说》学在其产生、发展、演变、丰富的近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里，早已形成了自身源远流长的研究历史和枝繁叶茂的学术谱系，对其作一番整体的观照和系统的梳理，就显得不无必要了。

　　事实上，“《世说》学”之说古已有之。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的是明朝人王世懋。据明代顾懋宏万历辛丑（1601）年所撰《世说补精华序》称：“近时何元朗氏（即何良俊）著《语林》，亦仿其（指《世说》）意；而弇州王长公（即王世贞）伯仲，特加删定，以续《新语》，次公敬美（即王世懋）尤嗜此书，至谓之‘世说学'。”[1]不仅如此，王氏兄弟还亲为批点，以广其“学”。《世说》之学发展到明代，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注释、批点、续仿、校释、考证、刊刻、征引等应有尽有。应该说，王世懋对“世说学”的指认，代表了古代的《世说》研究者试图涵盖其学的一种自觉努力，这种“自觉”也许更多的出于爱好和趣味，但也不排除其学术上的考虑。不过，严格说来，王氏所谓“《世说》学”，与我们今天所试图梳理论证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世说》学”，毕竟还是两回事。20世纪以来，《世说》研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由于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引进，《世说》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古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出现了数百篇专题论文、三十余部相关专著和数十种版本，而且形成了一种日益明显的研究格局，和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使《世说》之学日益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其成就有目共睹。在海外，“《世说》学”业已成为一个无需论证其有效性的学术名称，在不大的学术圈子里形成共识并加以使用。例如，1997年10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了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后结集出版，文后附有专家讲评；江建俊教授对韩国江源大学金长焕教授的《〈世说新语〉在韩国的流传与研究》一文的讲评中，就曾两次提到“世说学”。[2]而武汉大学吴志达教授在为吴代芳教授的新著《世说新探》所撰的书评里，也明确指出：“历来研究《世说新语》者不乏其人,《世说》学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3]惟其如此，我们才更感到，“《世说》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实有梳理、廓清之必要。

二、《世说》学之分类

　　20世纪30年代，胡朴安在《诗经学》一书中说：“诗经学者，关于《诗经》一切之学，按学术之分类，而求其有系统之学也。学术之分类，当于学术上有独立之价值。《诗经》一切之学，包括文字、文章、史地、礼教、博物而浑同之，必使各各独立，然后一类之学术，自成一类之统系。诗经学者，依《诗经》一切之学，分归各类，使有统系之可循。”[4]胡氏对《诗经》学的这一表述，特别是对《诗经》学的分类，为《诗经》研究的现代转换，开辟了一条新路。综观迄今为止的《世说》研究，早已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大致亦可分为：《世说》文献学、《世说》文体学、《世说》美学、《世说》接受学、《世说》语言学和《世说》文化学等六个分支。必须指出，这里的“学”非“专学”之“学”，而是“研究”一词的省称。以下试简要加以论述：

　　（一）《世说》文献学

　　所谓《世说》文献学，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作为对一部传世文献的研究，《世说》学首先是文献学。也就是说，《世说》文献学不仅是“世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义的“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它必然要在传统文献学的背景和基础上展开，遵循诸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等文献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规范。其二，《世说》文献学也包含了为其它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提供文献依据的意思，具体地说，涉及《世说》的中古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和艺术史研究，都可算是宽泛意义上的《世说》文献学。

　　就第一层含义而言，《世说》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世说》本文；二是历代《世说》研究的相关文献。前者好比“本体论”研究，主要工作包括：对《世说》前源性文献的考察，对其条目出处的寻绎，对其编撰体例和原则的探讨，对书名、作者及成书时代的研究，对历代版本的校勘与整理，以及各种目录索引的编撰等等，目前，这一系统工作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尚不够完善，可开拓的余地还很大。后者则好比“认识论”的研究，举凡对历代关于《世说》的注释、刊刻、征引、评点、续仿、考证、翻译、论著等文献材料的整理、分类、归纳和研究，都属其题中应有之义。就第二层含义言之，《世说》作为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它在众多学科的研究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文献学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世说》学才体现了显著的跨学科性质。鉴于其研究范围甚广，主要涉及《世说》及刘注的相关材料，那么，对其主要工作及所要解决诸问题的厘定，也就越出本文论述的范围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献学是《世说》学中最重要、也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分支，其它分支的研究无不赖此以进行。古代的《世说》文献学研究除“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语见宋高似孙《纬略》）的刘孝标注以外，当首推宋人汪藻的《世说叙录》，后者的《考异》、《人名谱》及《书名》直接开启了凌蒙初、王先谦、叶德辉、余嘉锡、杨勇、徐震堮等人的文献整理特别是目录索引工作。此外，刘兆云、萧艾、王能宪、宁稼雨、范子烨、朱铸禹等人的研究均为《世说》文献学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二）《世说》文体学

　　《世说》文体学，实际上也就是目前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的“世说体”研究。《世说》自问世以来，几乎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对古代士人的深层心理、行为方式乃至文章风格都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世说》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除了内容方面的作用外，其形式方面特别是文体“新变”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同是雏形期“粗陈梗概”、“丛残小语”式的笔记体小说，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体式；同属志人小说，《语林》、《郭子》等著作早已湮灭无闻，而《世说》却不仅清音独远，且续书、仿作不断？据笔者统计，后世模仿《世说》体例创作的文言笔记小说至少有26种。[5]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部作品或一种文学体式取得成功会引来续貂或效颦之作，一直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常见现象，但形成如此长时间、大规模模拟局面的著作，不仅在我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就是放诸世界文化史也是十分罕见的个案。以《世说》为代表的这一类文言笔记小说，其独特的文体风貌和丰厚的审美价值，用“别是一体”来形容，大概不算过分。

　　“世说体”之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里著录宋人王谠编撰的《唐语林》时就曾说：“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皆仍旧。”这大概是关于“世说体”的最早记载了。后来四库馆臣撰写《四库总目提要》，亦常有“文格亦全仿《世说》”（《玉剑尊闻提要》）、“体格亦摹《世说》”（《女世说提要》）、“是书全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之体”（《今世说提要》）等言词，盖与晁氏之说略同：“体”者，编撰“体例”之省称也。我们今之所谓“《世说》体”，除“体例”一义外，还有“文体”、“语体”乃至“风格”等等更为丰富的内涵。对此，古人亦多有会心。宋人刘应登曾说：“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覩已。……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6]明代袁褧也说：“尝考载记所述，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7]清人刘熙载更从文章学角度立论，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8]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人对“世说体”的认识，多为印象式评点或阐发，很少涉及《世说》的形式美学。直到近代，才有人注意到《世说》文体的艺术性。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世说新语之文章》一文，较早从文体风格特别是语体特点方面进行科学辨析，认为“世说体”的文风，堪为六朝“叙事文之代表”。[9]不过，吉川所谓“世说体”主要是指六朝通行的文章风格与语言习惯，还不是我们今天着重文体样式与风格的“世说体”概念。从文体方面进行较为宏观系统的研究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宁稼雨《“世说体”初探》一文率先对《世说》做了文体学和美学上的观照与梳理，提出了不少新见。[10]杨义《汉魏六朝“世说体”小说的流变》更把《世说》体的渊源追溯至刘向的《说苑》和《新序》；[11]王进驹《〈儒林外史〉文体渊源试探》则将《世说》对白话小说结构之潜在影响提上议事日程。[12]笔者也曾撰文对《世说》文体做过尝试性的探讨。[13]今后的“世说体”研究还有不少“生长点”，现代阐释的空间也很广阔。诸如《世说》文体渊源的考辨，对《世说》文体的叙事学的探讨，以及对历代“世说体”续仿著作的研究，等等，都是有待深入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