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权智御臣下。”
对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
听到吕公著这样说，神宗不得不表态，“善其言”。这里，吕公著断然纠正了神宗欲效法唐太宗以权术驾驭臣下的意图，而按照有利于士大夫管理的方向，强调了唐太宗“屈己从谏”的一面，意即要求神宗也必须“屈己从谏”。
翰林学士等人对皇帝除了以儒家道统和历史借鉴来教育皇帝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施政方针上影响和左右皇帝。如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兼侍讲入朝，神宗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回答“择术为先”[22]。哲宗时，范百禄“进翰林学士，为帝言分别邪正之目。凡导人主以某事者为公正，某事者为奸邪，以类相反，凡二十余条”[23]。徽宗时，徐勣为翰林学士，“上疏陈六事，曰时要，曰任贤，曰求谏，曰选用，曰破朋党，曰明功罪”[24]。史载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时政多所论建”[25]。
对于皇帝的旨意，恪守儒家道统的士大夫，“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26]，该从者从之，该拒者拒之。作为士大夫代表的翰林学士，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欧阳修《归田录》卷上记载了一个有名的逸事:
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日，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事情不大，但作为一代文豪的杨亿大约有些感到受辱，便提出辞职。真宗只好尴尬地自我解嘲，感叹杨亿性格倔强。看来，翰林学士写下的文字，连皇帝也不是能够轻易改动的。这一记载应当说是真实可信的。这里还有一条史料，可以作为佐证。宋陈鹄《耆旧续闻》卷5载:“杨文公亿有重名于世，尝因草制为执政者多所点窜，杨甚不平，因即藁上涂抹处以浓墨傅之，就加为鞋底样，题其傍曰:‘世业杨家鞋底。'或问其故，曰:‘是他别人脚迹。'”由此可见，杨亿不仅不愿让皇帝改动他所起草的文告，也反感中书的执政们改动他的文字。在真宗后期，后来做了翰林学士的知制诰刘筠，当让他起草丁谓复相制词时，“筠不奉诏”。真宗去世，刘太后辅佐年幼的仁宗垂廉听政，权势显赫。《宋史》卷286《蔡齐传》载:“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内侍罗崇勋主之，命(翰林学士)齐为文记之。崇勋阴使人诱齐曰:‘趣为记，当得参知政事矣。'齐久之不上。”由此可见，蔡齐敢于无视代表皇权的刘太后的命令，并不为高官厚禄所动。神宗即位之初，吕公著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御史中丞司马光以言事被罢。吕公著封还神宗的词头说:“光以举职赐罢，是为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也。”神宗在吕公著这里行不通，就“诏以告直付閤门”。吕公著得知后，又说:“制命不由门下，则封驳之职，因臣而废。愿理臣之罪，以正纪纲。”对于吕公著以辞职相威胁，神宗只好安慰他说:“所以徙光者，赖其劝学耳，非以言事故也。”即使如此，吕公著依然“请不已”，不给神宗面子[27]。南宋孝宗朝，中书舍人林光朝对一项“命从中出”的人事任命，也是“立封还词头”[28]。在维护儒家道统这一原则问题上，连皇帝身边的侍从也敢于与皇权抗争。这种抗争，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同皇权的抗争，普通官僚士大夫同皇权的抗争，乃至于未入官的太学生同皇权的抗争都是同一性质的。而当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假皇权以行其私时，翰林学士等词臣抵制皇权，就明显地带有对抗相权的政治斗争色彩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熙宁三年(1070)当破格任命依附王安石的选人李定为御史时，遭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三个知制诰的强烈抵制，“封还词头，不草制”[29]。而前面说的林光朝抵制“命从中出”的皇帝批示，实际上这项人事任命的背景也是出于权臣曾觌的旨意。可以说，表面上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大多是反映了执政的政治集团的意志。下面我想集中考察一下派阀政治下的翰林学士的作为。
四、派阀政治下的翰林学士
在派阀政治之下，翰林学士又无时不处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他们的政治态度以及容易接近和影响皇帝的有利地位，使他们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取或是打击的对象。特别是当他们与执政集团的成员这样的政界主要势力的代表形成对立之后，他们既是政治斗争中的主要攻击力量，又是首要被攻击的目标。《宋史》卷256《赵普传》记载，早在太祖时期，“卢多逊为翰林学士，因召对屡攻其(赵普)短”。而枢密使李崇矩，也曾被人指为“私结翰林学士扈蒙”[30]。每种政治势力，都是一定政治力量的集结。翰林学士的任免，往往体现一定政治势力的意志，而并不完全取决于皇帝本人。因此，一些文人向某个集团靠拢，成为某个集团的成员之后，也有成为翰林学士的可能。这一点，当时人已经看得很清楚。《宋史》卷299《李垂传》载真宗末的文人李垂因不依附丁谓，而贬放外任多年，仁宗明道年间还朝，閤门祗侯李康伯对他说:“舜工(李垂字)文学议论称于天下，诸公欲用为知制诰，但宰相以舜工未尝相识，曷一往见之?”李垂回答说:“我若昔谒丁崖州，则乾兴初已为翰林学士矣。”从这段对话可知，知制诰乃至翰林学士的任命，主要取决于宰相的意志。而宰相是不会选任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来掌管皇帝喉舌的。所以，李康伯让李垂去走一下宰相的关节。
翰林学士的任命尽管主要取决于宰相的意志，但一旦成为翰林学士之后，利用与皇帝的密切关系，依仗自己势力的加大，逐渐形成适足与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抗争的政治势力。史载，吕臻在仁宗朝“入为翰林学士，疏论宰相陈执中奸邪”[31]。翰林学士与执政集团形成紧张的关系后，翰林学士也便成为执政集团攻击的目标。《宋史》卷316《唐介传》载:
中书尝进除目，数日不决。帝曰:“当问(翰林学士)王安石。”(参知政事唐)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体也。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
“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的状况，遭到了执政集团的激烈反弹。参知政事唐介不惜以辞职相要挟。翰林学士所代表的学士院与中书争权的现象，真宗朝已很明显。《长编》卷52咸平五年七月戊午条记载了翰林学士粱周翰建议:”今后稍关机密，乞下本院，先具诏本进呈取旨可否。”这是学士院向中书夺权的举动。学士院与中书形成互相牵制的局面，这虽然与士大夫间的政争有关，但无疑也是皇帝所乐见的。《长编》卷48咸平四年五月庚辰条载朱昂“非公事不至两府，故骤加褒进”。除了事务上的互相协调之外，皇帝并不希望自己的机要秘书与政府有太密的过从。
结党为君主所大忌，因而派别斗争以攻击对方结党为理由，则最易为皇帝所接受。许多翰林学士之所以被罢免，都是背上了这一罪名。如翰林学士钱惟演，在大中祥符八年，即“坐私谒事罢之”[32]。
翰林学士虽然与执政集团时有冲突对立，但更多的时候是互为党援，结为一体。因为翰林学士中的多数，本来就是根据执政集团的意见所任用的。所以，两者互为党援也就是自然而然之事。《宋史》卷471《吕惠卿传》载:“为翰林学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党变姓名日投匦上书留之。”《宋史》卷328《黄履传》载:“哲宗即位，徙为翰林学士，履素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每确、惇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于履，履即排击之。”《宋史》卷351《张商英传》载:“崇宁初，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蔡京拜相，商英雅与之善，适当制，过为褒美。”同样，当执政集团中同一派阀的人被罢免时，翰林学士起草制词时，亦曲为回护。南宋宰相汤思退被罢免，翰林学士洪遵“行制无贬词”[33]。
翰林学士并不仅仅代王言起草诏令，大多还代宰相执政等权贵书写各种表奏书启。这也许是一种出于私交的个人行为，但却也是翰林学士并不掩饰的公开行为。我统计了《武夷新集》，杨亿书写的”代中书”“代枢密”“代参政”等表奏就达七十余篇。真宗末仁宗初担任过知制诰、翰林学士的夏竦的文集《文庄集》内，这样的代人书写的表奏也有二十余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文集内，前面是代宰相写的表奏，后面就是为皇帝写的批答。两方面的意志都通过翰林学士的一个大脑来表达。这种现象在事实上也使翰林学士同样成了执政集团成员的笔杆子，而不仅仅是属于皇帝本人的秘书官。
诏令制词，虽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但也部分体现有执笔者的意向与爱憎。《长编》卷43咸平元年正月丙寅条载，“砺性刚狠傲僻，为文多无师法。在翰林，制诰迂怪，大为人所传笑”。士大夫们嘲笑的并不是皇帝的文告，而是起草文告的人。现在流传下来的皇帝的文告，多数已经难以辨别具体是谁起草的了。但在当时，应当说是人所共知的。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词臣的人，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也毫不客气地把以皇帝名义撰写的诏制作为自己的作品收入文集。这样，处于政争中的文告，有多少是皇帝本人的意志，有多少是执笔者的私货，当时人无疑也是清楚的。挟私的皇权也是皇权，但是否能反映君主独裁呢?《能改斋漫录》卷11载:“杨文公亿以文章幸于真宗，作内外制。当时辞诰，盖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愿除其手。”显而易见的是，出自不同翰林学士之手的制诰，大不一样。这里不仅有文采因人而异的因素，还存在个人关系亲疏远近与政治立场的问题。对这种夹杂着政治斗争私货的文告，其实皇帝本人也并不是不清楚。宋徽宗就曾忿忿不平地说过:“近年为制诰也，所褒必溢美，所贬必溢恶，岂王言之体?且盘诰具在，宁若是乎?”[34]
南宋文人洪迈在《容斋四笔》卷12中就说:“宰相拜罢，恩典重轻，词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他以太宗朝李昉罢相为例，比较了李昉前后两次罢相制词的褒贬。其云:
李文正公昉，太平兴国八年以工部尚书为集贤相。端拱元年，为布衣翟马宗所讼。太宗召学士贾黄中草制，罢为右仆射，令诏书切责。黄中言:“仆射百僚师长，今自工书拜，乃为殊迁，非黜责之义。若以均劳逸为辞，斯为得体。”上然之。其词略曰:“端揆崇资，非贤不授。昉素高闻望，久展谟猷，谦和秉君子之风，纯懿擅吉人之美。辍从三事，总彼六卿，用资镇俗之清规，式表尊贤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复归旧厅。四年又罢，优加左仆射。学士张洎言:“近者霖霪百余日，职在燮和阴阳，不能决意引退。仆射之重，右减于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劝?”上批洎奏尾，止令罢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诋。
从洪迈所举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词臣在起草文告时上下其手的情形。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政治斗争往往与个人恩怨搀杂在一起。因而皇帝的制词也成了词臣们泄私愤的工具。《渑水燕谈录》卷２载:“(张齐贤)于上前短公曰:‘张咏本无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为之。'禹偁代前在翰林，作《齐贤罢相麻词》，其词丑诋。”
政治斗争纷纭复杂，同为执政集团内部，因政见或利益之不同，各成派系之事亦屡见不鲜。此时，翰林学士也往往因立场与态度而卷入其中。《宋史》卷470《王黼传》载:”进翰林学士，(蔡)京与郑居中不合，黼复内交居中，京怒。”
上面，我不仅限于真宗朝，其他朝翰林学士的作为，亦略有涉及。但作为典型的个案，我下面还是打算以真宗后期的一场政治斗争为例，来更为具体地观察一下翰林学士是如何在其中上下其手的。
天禧三年(1019)，放闲已久的寇准，在宰相王钦若政治上失意的背景下，玩弄了奏天书这样的小手段，取代王钦若，再次入相。寇准的势同水火的对头王钦若在朝廷已经经营了好几年，虽然你来我走，在寇准任相的同时王钦若被罢相，但此时的朝廷，已无往日的平静，非昔日王旦任相时可比。更糟糕的是，寇准赖以支持的真宗在此年患了中风，神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从此皇权逐渐向素有问政野心的刘皇后转移。不谙权术的寇准，早在真宗立刘氏为后时，便提出过反对意见，使刘皇后怀恨在心。这次任相后，又因法办刘氏族人，再次深深地得罪了刘皇后。不仅如此，在执政集团内部，又先后得罪了参知政事丁谓和枢密使曹利用。从而使作为宰相的寇准在朝廷处于不利地位。当矛盾愈加激化之时，寇准为了把握局面，利用真宗清醒时尚能起到的作用，找真宗单独谈话，试图说服真宗让年幼的皇太子监国，或是让位于皇太子，以便利用皇太子的名义来制衡刘皇后及反对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长编》卷95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条载:“准尝请间曰: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上然之。”此时，身患重病的真宗，并不满意刘皇后渐预朝政。《五朝名臣言行录》卷4载:”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太后渐预朝政，上意不能平。”有鉴于此，寇准在清楚了“上然之”的态度之后，无疑是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便开始了他的政变计划:“废章献(刘皇后)，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如果政变成功，不仅会打败敌手，平弥朝廷政争，而且寇准也会因此而成为拥立两朝君主的元勋。这对他的权力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寇准联络了不少人，“引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助等协力”。在上述寇准联络的人中，就有杨亿和盛度两个人为翰林学士。在“处划已定”之后，“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亿畏事泄.夜屏左右为之辞，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不料如此隐密的计划，被寇准醉酒后走漏。“且将举事，会公(寇准)因醉漏言，有人驰报谓。谓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第二天，“利用入，尽以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前引《长编》详细记载了寇准罢相始末，从中即可看到翰林学士的表演。其云:
谓等益惧，力谮准，请罢准政事。上不记与准初有成言，诺其请。会日暮，召知制诰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职也。乃召惟演。须臾，惟演至，极论准专恣，请深责。上曰，当与何官?惟演请用王钦若例授准太子太保。上曰，与太子太傅。又曰，更与加优礼。惟演请封国公，出袖中具员册以进上，于小国中指莱字。惟演曰，如此则中书但有李迪，恐须别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误召，因言恐泄机事，臣不敢复出。遂宿于学士院。及宣制，则非殊畴昔所见除目。
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翰林学士钱惟演在寇准罢相一事上，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他与晏殊不合作的态度截然相反，为纣助虐，不仅对寇准大加攻击，并且罢相授官和封小国公都出自他的提议。他还试图说服真宗，把丁谓推上相位。据宣制与晏殊最初所见除目不同这一点看，钱惟演在其中又搞了名堂。
寇准虽然被罢相，但事情并没有完。从真宗对寇准回护的态度上，丁谓一党担心寇准会卷土重来。因而加强了对寇准的攻势。《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七月癸亥条载:
是日，惟演又力排寇准曰:准自罢相，转更交结中外求再用。晓天文卜蓍者皆遍召，以至管军臣僚，陛下亲信内侍，无不著意。恐小人朋党诳惑圣听，不如早令外出。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闻准已具表乞河中府。见中书未除宰相，兼亦闻有人许以再用，遂不进此表。上曰:与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谕旨。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长者，无过，只是才短，不能制准。因言中书宜早命宰相。上难其人。惟演对，若宰相未有人，可且著三两员参知政事。上曰:参政亦难得人。问:今谁在李迪上?惟演对，曹利用、丁谓、任中正并在李迪上。上默然。惟演又言:冯拯旧人，性纯和，与寇准不同。上亦默然。既而曰:张知白何如?惟演言:知白清介，使参政则可，恐未可为宰相。上颔之。惟演又言:寇准宜早令出外。准朋党盛，王曙又其女婿，作东宫宾客，谁不畏惧?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准矣。
钱惟演一方面夸大其辞，耸人听闻，必欲贬寇准于朝廷之外，一方面极力做真宗的工作，让丁谓成为宰相。这时钱惟演还没有公开提出让丁谓为宰相。又过了五、六天，当他再次见到真宗时，就直接了当地提出:“中书不当止用李迪一人，盍迁曹利用或丁谓过中书?”当真宗问他谁可以时，他说:”丁谓文臣，过中书为便。”至此，葫芦中的药全部抖出。其结果亦如其所愿，“从钱惟演之言，擢丁谓首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35]。
钱惟演这个前吴越国王钱椒之孙，不仅满腹文才，还极善搞裙带关系。《长编》卷95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条载:“翰林学士钱惟演，见谓权盛，附丽之，与讲姻好，而惟演女弟，实为马军都虞候刘美妻。”刘美，实为刘皇后前夫，刘氏入宫后，以兄妹相称。由此可见，王室出身的钱惟演深知皇权的重要，也谙熟朝廷的政治斗争，懂得投靠最有势力的一方。钱惟演利用婚姻，搞裙带关系，下结权贵，上结皇室外戚，可谓用心良苦。不仅如此，他还把女儿嫁给后来成为翰林学士的知制诰盛度，试图利用联姻的方式，在秘书班子内建立同盟。不过，赔了女儿，也没赢得盛度的支持。后来在起草钱惟演的落平章事以节度使知随州责词时，盛度痛斥了钱惟演以联姻拉裙带关系的无耻行为:”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两所迎，皆权贵之子。”[36]
对政治行为实际上很难作道德评判。我们姑且置钱惟演个人善恶不论。从上面引用的史料可见，翰林学士钱惟演在幕后说服真宗，一手导演了贬黜寇准，举荐丁谓，设计执政班子的种种节目。这尽管是钱惟演的个人行为，并且是处于真宗晚年的非常时期，但特殊也能反映一般。翰林学士在政治斗争中上下其手的作用决不可低估。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翰林学士是皇帝的公的代言人，不如说他们是某一政治势力的私的代言人。
钱惟演是丁谓党中之人，所以极力维护丁谓。反过来，前述杨亿，属寇准党，自然就竭力维护寇准。《梦溪续笔谈》载:“寇忠愍拜相白麻，杨大年之词，其间四句:‘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准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此外，《五总志》载:“寇莱公贬时，杨文公在西掖，既得词头，有请于丁晋公。公曰:‘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其罪也。'杨深不平之。及晋公去位，杨尚当制，为责词曰:‘无将之戒，深著乎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一时快之。”[37]
结语
与下层的胥吏并没有本质区别，翰林学士是一群高级的“刀笔吏”。关于翰林学士，最初使我震撼的是真宗朝翰林学士起草制词的一件事。翰林学士宋白曾向宰相向敏中借钱，未借到手，便怀恨在心，在起草向敏中罢相制词时，宋白极力诋毁，写下了“对朕食言，为臣自昧”的话，向敏中面对这样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制词，“读之流涕”[38]。不过，若是把翰林学士的作用，仅仅看作是在应制文章中寓褒贬、泄私忿，就过于小看这群高级文人了。这些人才华出众，在士大夫层有着广泛的影响，从主持科举考试，到考核官吏，奠定了他们的“座主”地位，成为官僚中的颇有势力的一群。他们地处天子身边，无时不在教育和影响着君主。在史籍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对皇权的的左右。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以翰林学士为首的皇帝的高级侍从们对皇权的左右。他们以一尺笔，用三寸舌，来将自己的意志加之于皇帝。说白了，表面上是皇帝在行使皇权，但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他身边的侍从们，以及政府的宰相执政大臣们在行使皇权。
翰林学士的有利地位，又使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投下的筹码举足轻重。作为皇帝的幕僚，他们的任免，却并不完全取决于皇帝。他们中的多数是执政集团的预备队，而能否进入执政集团，则要看各派阀间角力的结果。宋代翰林学士的活动值得充分注意。正如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唐而盛于宋一样，翰林学士也是滥觞于唐而盛于有宋。翰林学士在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权力高涨的宋代，成为介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另一极。他们的活动既服从于皇权，又制约着皇权，既依托于相权，又抵抗相权，最终以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为某一阶段的标志，合流于相权。宋代这种翰林学士与执政集团分权的形势，到了明代，以明太祖废除宰相一职为契机，彻底合一为内阁大学士，完成了政府的权力整合。历来，研究翰林学士时，多注重于制度本身，却不大注意了人的活动，显得有些本末倒置。今以翰林学士的行为为视点，试作探索。
注释：
[1]见《水浒传》会评本第26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2]见《孟子·滕文公》下。
[3]见《北齐书》卷37《魏收传》。
[4]见《翰苑群书》所收唐李肇《翰林志》。
[5]见《宋史》卷161《职官志》。
[6]如据《宋史·宰辅表》，赵安仁由翰林学士除参知政事在景德三年，《年表》误作二年。据《宋史》卷317《钱惟演传》，钱惟演于大中祥符八年即已除拜翰林学士，坐私谒事罢。《年表》失载。晁迥以右谏议大夫除翰林学士，《年表》右误作左。又，《宋史》卷281《毕士安传》记毕士安于咸平初“复为翰林学士”，不确。据《长编》数处记载，当为翰林侍读学士。故不入此表。又，杨果先生的《中国翰林学士制度》，统计真宗朝翰林学士的人数为二十三人，比我的统计多出“孙近”一人。检《宋史》卷299《孙近传》，的确记有“迁翰林院学士”一语。但这一记载颇值得怀疑。检之《长编》及《宋会要》中关于孙近的记载，均未有其任翰林学士的记录。仅在《长编》卷119记载孙近的官职为“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而其时已为仁宗景德二年了。疑《宋史》本传所记“翰林院学士”，当为“集贤院学士”之误。
[7]以上分别见《宋史》卷287《杨砺传》、卷439《梁周翰传》、卷296《梁颢传》。
[8]见《宋史》卷305《杨亿传》。
[9]见(美)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第３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见《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所记录宰相文彦博与神宗的对话。
[11]见《宋会要辑稿·选举》7-6。
[12]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１９９４，中华书局。
[13]三角形与管道的提法，分别见日本富田孔明的论文《对宋史学界君主独裁说的再认识》(《东洋史苑》第48·49合刊，1997)、《宋代的政权结构与太学生的上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4期，1999)。
[14]见《翰苑群书》所载《续翰林志》。
[15]如《青箱杂记》卷6记翰林学士盛度“时为内相”。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6记“宋元献(庠)为内相”。
[16]见《宋会要辑稿·职官》6-47。
[17]见《宋宰辅编年录》卷4。
[18]《长编》卷66景德四年九月己卯条。
[19]见《宋史》卷445《韩驹传》。
[20]见《长编》卷45咸平二年七月条。
[21]见《群书考索·别集》卷18《人臣门》。
[22]见《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23]见《宋史》卷337《范百禄传》。
[24]见《宋史》卷348《徐勣传》。
[25]见《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26]见《宋宰辅编年录》卷3。
[27]见《宋史》卷336《吕公著传》。
[28]见《宋史》卷433《林光朝传》。
[29]见《宋史》卷161《职官志》。
[30]见《宋史》卷274《刘审琼传》。
[31]见《宋史》卷320《吕臻传》。
[32]见《宋史》卷317《钱惟演传》。
[33]见《宋史》卷373《洪遵传》。
[34]见《宋史》卷445《韩驹传》。
[35]见《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七月戊辰、辛未条。
[36]见《东坡志林》卷2“记盛度诰词”。
[37]这条史料在时间上有些问题。在丁谓再次罢相时，杨亿已卒，草制者当为仁宗时的翰林学士宋绶。不过，即使是记载有误，也毕竟反映了翰林学士在制词中上下其手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五总志》作者吴炯是把杨亿看做是寇准一党的，故而致误。
[38]见《宋宰辅编年录》卷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