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翰林学士同皇帝、执政集团的关系

　　前面说过，在中央的官员中，翰林学士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在这一表述中，我只用了“中央”，而未用“中央政府”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并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而是一个独立的隶属于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班子。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但又与以执政集团所领导的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制度规定看，除了宰相拜罢是直接接受皇帝的指示之外，其余均须依照中书拟定的熟状来起草诏制。与皇帝和三省、枢密院均有公文往来。有人把皇帝、宰相、台谏用三角形加以表示，严格说来，台谏也是以宰相为首的中央政府官员的一部分，这三者构不成一个三角形。反过来说，介于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翰林学士，倒是与其他二者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所谓的三角形，也仅仅是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在实际的动态的政治中，各种势力总是有分有合。还有人把台谏形容为反映舆论的一种管道[13]。这虽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用管道来形容的话，翰林学士则正是沟通深居宫禁的皇帝与外界政府之间的管道。

　　深居九重宫禁的皇帝，从表面看去，位崇权重，至高无上，实际上相当孤独，没有温馨真切的亲情，没有推心置腹的友谊。作为一个常人，他渴望这些。历史上反反复复出现的宦官或外戚专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皇帝那除不去的孤独感所致。他需要有可以依赖的亲信，甚至需要寂寞时有人陪他说说话，聊聊天。而这些，往往并不是后宫嫔妃与已非常人的宦官所能替代的，而对骨肉兄弟有着本能的戒备，任用外戚又有干政之患。所以，皇帝渴望的是，能在士大夫中找到自己的亲信挚友，既有知识层次，又可问政决策。《玉壶清话》卷2记载真宗在侍讲侍读之外，又找到查到、李虚己、李行简三人为他讲读经书，“日俾陪读，喜曰:‘朕得朋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文牍之职，行政所必需，哪朝哪代皆不可或缺。但就皇帝来说，翰林学士这样一种角色的出现，当是有上述这一层的因素在内。我们似乎难以否定皇帝把翰林学士作为自己的耳目喉舌、亲信顾问来任用这一意图的。真宗朝的翰林学士，除了宿儒闻人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宗的做太子时的潜邸旧僚。因此，他们同皇帝也就自然多了一层特殊的亲近关系。这种任用，当然也体现了真宗的个人用心。

　　然而，翰林学士问世不久，守持着儒家道统的士大夫就从理论上无情地打碎了皇帝这一企图。唐人李肇在《翰林志》的开篇，就引用前人的话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意即皇帝不应有私人性质的事情。《翰林志》又引用陆贽在唐贞元三年的奏疏说:“元宗末，方置翰林。张垍因缘国亲，特承宠遇，当时之议，以为非宜。然止于唱和文章，批答表疏。其于枢密，辄不预知。肃宗在灵武、凤翔，事多草创，权宜济急，遂破旧章。翰林之中，始掌书诏。因循未革，以至于今。岁月滋深，渐逾职分。顷者物议，尤所不平。皆云学士是天子私人，侵败纲纪，致使圣代亏至公之体，宰臣有备位之名。”这里，陆贽抨击了皇帝把翰林学士当做天子私人，致使架空宰相的现象。看来，基于“王者无私”的理论，皇帝是无法将翰林学士视为自己的私人工具的。与时代的变迁似乎关系不大，历代的皇帝，独裁也好，不独裁也好，最无法抗拒的，就是士大夫所集体恪守的历代传承的儒家道统。独裁的皇帝可以罢免具体的某个官员，却无力对抗整个官僚层，因而就不得不遵从道统。从陆贽奏疏的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出，翰林学士登场后，便在实际上侵犯了宰相的一定权力。这一事实，从皇帝的角度看，无异象征着皇权的延伸。但从中央政治的全局看，则是从皇帝与宰相这两极之中，又硬是生出一极来。权力制衡，又多出一个因素。翰林学士地位重要，无实职而有实权，以至在唐代已有“内相”之称[14]，宋代仍沿用这一俗称[15]。实际上，也不能说翰林学士无实职。除了主持科举考试外，在宋代，从太宗朝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同勾当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铨这样的“学士领外司”开始[16]，单纯做翰林学士的很少，往往都兼有一些其他政府的职事。我们来看一下根据《长编》编制的下表。

表3《真宗朝翰林学士兼任外务表》

　　此表仅据《长编》编制，并不完全，实际上翰林学士所兼外务比表中所列要多得多。此表仅为管中窥豹的例示而已。除了上述某一翰林学士的个人兼务之外，，临时让翰林学士集体与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一起议政和推荐官员之事也屡见于《长编》记载。从上表可以看出，翰林学士不仅务虚掌文事，而且还务实掌吏事。翰林学士的吏事，除了主持科举考试之外，多为推荐、选拔、管理官员，如判吏部流内铨、知审官院等。再就是领通进银台司，掌管文件的上通下达。这也是朝廷中的一个喉舌位置。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太宗朝开始，翰林学士还多兼知开封府事。我根据《宋史》的《宰辅表》与列传做了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在北宋，李穆、陈尧佐、吴育、曾公亮、吴奎、程琳、杨察、王珪、韩维、冯京、王安礼、滕元发、元绛、许将等翰林学士都曾权知开封府。还有不少先成为权知开封府，而后进为翰林学士的例子。在考察中发现，即使不是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也多是以枢密直学士或龙图阁直学士等侍从之职来兼任的。在地方行政中， 知开封府大概要算是最重要的职务了。习惯上，皇子如果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则意味着被选定为皇位的继承人。而翰林学士等侍从兼知开封府事，则有双重意义。一是代天子管理京畿之地，二是进入执政集团前的演练。

　　从前面列出的《真宗朝翰林学士表》，我们可以统计出，在真宗朝的20人翰林学士中，直接进入执政集团的就有9人，占了将近一半。反过来看，真宗朝的宰相有过翰林学士等侍从经历的也不乏其人。如李沆、毕士安、王旦、王钦若等。翰林学士可以说是执政集团的预备队。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了皇帝试图通过自己的亲信来控制执政集团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翰林学士与执政集团在总体上是并不矛盾的统一体。入主中书，为参政，为宰相，可以说这也是每个翰林学士在政界奋斗的最终目标。翰林学士钱惟演，尽管作到了枢密使，“虽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而终不历中书”。所以，他在晚年不无遗憾地说:“吾平生所不足者，惟不得于黄纸押字耳。”[17]从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完成的不过是从士大夫的精神代表到权力代表的角色转换。由练熟宫府两方面事务的翰林学士来充当执政，既是适任的，又是众望所孚，名至实归。但翰林学士出任执政，亦多出于宰相等执政集团成员的汲引。《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条载:

　　翰林学士李宗谔与王旦善，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尝以告王钦若。钦若唯唯。旦曰当白上。宗谔家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之甚多。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谢日，所赐之物几三千缗。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闻。上变色，不许。

　　这段记载表明，翰林学士进擢执政，往往由宰相提名。至于宰相将谁提名，则往往由谁与宰相的关系远近决定。当然关系的远近，与政治立场直接相联系。在真宗朝长达十余年为相的王旦，史书记载”事无大小，非旦言不决”[18]，拥有极大的权力，与真宗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为何这次推荐李宗谔而没有成功呢?从这条史料的记载看，是由于同为执政的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的从中作梗。这说明了政治斗争纷纭复杂，同一执政集团，亦非铁板一块，党中有派，派中有党，援引谁为执政，无疑是为自己增强势力，必然要遭到反对势力以各种形式的阻挠。

　　就翰林学士来说，从距离上看，他们离皇帝近，从身分上看，他们又与宰相同属于士大夫层。这一特点，决定了翰林学士在政治上具有多重取向。在维护士大夫道统上，他们与宰相站在同一战线上抗拒皇权。在抵制权臣上，他们与皇帝站在一起，维护皇权。

　　翰林学士由谁来选定?这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皇帝的侍从秘书，自然是由皇帝选定。在史籍中，的确有皇帝提名御笔亲除的事例。我们相信，从名义上、程序上看，的确是由皇帝任命。但从古至今，人事任免一直都充满着幕后运作，这是事实，也是常识。考察史籍，翰林学士的入选，大体上说，一是来自在任翰林学士的推荐，二是来自执政集团的指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大都掺杂有派阀党援的性质。如《宋史》卷294《王洙传》就记载“陈执中、刘沆在中书，喜其助己，擢洙为翰林学士。”皇帝任命翰林学士，往往需要执政集团的认可。如果执政集团中有个别成员有异议，任命也有搁浅的可能。《宋史》卷316《吴奎传》载:“诏除(王)陶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奎执不可。”同样，执政集团的意旨，也足以罢免翰林学士。《宋史》卷327《王安石传》载:“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宋史》卷410《徐经孙传》载:徐经孙”忤丞相贾似道，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未逾月，讽御史舒有开奏免”。

　　从职任上说，翰林学士具体负责起草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公文。但从史料记载来看，他们的更重要的使命则是“以备顾问”。清人卢文弨在《翰苑群书》序中就指出:“君以朝夕启沃望其臣，臣以随事纳忠效于君。……其任不在职事之末，而其长亦并不在文字之间。”中书舍人韩驹也对徽宗说过:“若止作制诰，则粗知文墨者皆可为。”[19]既然“不在职事之末，不在文字之间”，那么，翰林学士则主要在于启沃君心，即作为皇帝的咨询顾问。《翰苑群书》所收《次续翰林志》载，太宗时，翰林学士“虽处内署，而两地政事，多所询访”。真宗在即位不到两年的咸平二年(999)七月，就效法太宗，设置翰林侍读及侍讲学士，“寓直禁中”。“自是，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20]。从皇帝本人讲，是在寂寞之中多了个可以说古论今的陪伴，了解朝政的耳目。从士大夫来讲，则是接续上从皇子开始的儒家伦理的引导，获得了对皇帝施以再教育的机会。这也未尝不是以当时李沆为首的执政集团的用意。皇帝一旦有了这样一群人陪伴，便须臾不可或离了。不仅垂询于宫中，而且就连外出也离不开。《长编》卷52咸平五年七月甲寅条记载了真宗的诏书:“每行幸，翰林学士、侍读侍讲、枢密直学士并从，不须临时取旨。”

　　翰林学士利用自己可以接近皇帝的特殊身分与便利条件，经常把自己的意志加之于皇帝，来左右皇帝。翰林学士这些人的政治行为，主要在于以自己的言论来影响皇帝。而影响的方式，不仅仅是说古，更直接的是论今，议论朝政，臧丕人物。《长编》卷56景德元年七月乙酉条载:“上召翰林学士梁颢夜对，询及当世台阁人物。颢曰，晁迥笃于词学，盛元敏于吏事。上不答，徐问曰，文行兼著，如赵安仁者有几?颢曰，安仁材识兼茂，体裁凝远，求之具美，未见其比也。既而颢卒。乙酉，以知制诰赵安仁为翰林学士。”这条史料，表面上看，是真宗赏识赵安仁，但未尝不是梁颢推荐赵安仁。至少是真宗拿不定主意，而夜询梁颢。《宋史》卷310《王曾传》亦载:“(王曾)迁翰林学士，帝尝晚坐承明殿，召对久之。既退，使内侍谕曰:‘向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见卿，卿勿以我为慢也。'其见尊礼如此。”皇帝越是勤于问政，则越是易为臣下所利用。《长编》卷43咸平元年十月乙酉条说真宗“夜则召儒臣询问得失”。这样，儒臣也就更容易以自己的思想来影响真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