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

——宋·赵升《朝野类要》卷2《两制》

绪论

　　幼时，读《水浒传》，其中“武松斗杀西门庆”一节，当武松为兄复仇，杀死西门庆到官府自首后，有一刀笔吏因同情武松，在案情报告中，将武松杀死西门庆，有意记为“斗杀”。一个“斗”字，即把杀人性质由故意杀人变成了斗殴误杀，便使武松罪不致死[1]。手中笔如刀，一两拨千斤，要死要活，皆在笔下。真不愧为“刀笔吏”之谓。故而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稍长，又了解到孔夫子把一部鲁《春秋》删删改改，居然令其后几千年“乱臣贼子惧”[2]。继而又读到，魏收撰《魏书》时，口出狂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3]的确，除了战乱动荡的年代，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情形之外，在有序的文明社会中，文人手中的笔，往往胜过武夫的刀枪剑戟，一介文弱书生，有时敌过数万雄兵。

　　以上叙及的不过是历史上的下层胥吏的舞文弄墨和史官的道德毁誉，那么，在历史上，在中央政治的核心，皇帝周围的高级文人们的作用又如何呢?以笔杀人或许用不着他们，不担任史官，也不用他们去曲笔寓褒贬。在常人看来，这些人不过就是秉承圣旨，起草诏令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除了李白、杜甫之流以作品名世以外，地位崇高的皇帝的秘书官们，最终也不过是老死文牍。从表面看，或许如此。其实，深入到历史的幕后，便可以看到，这些人同下层的胥吏、秉笔的史官一样有为，而且是大有为。从拨弄是非，操纵人事，到控制朝政，决定政策，左右皇帝，可以说是无所不为。固然，同样是皇帝的秘书官，亦因人因时而异，并不是所有的皇帝幕僚都是上下其手的师爷，正象不是所有的宰相都是权相一样。本文不过是想通过史实来揭示一下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一部分高级文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是发展的，同时，历史又是相似的。因此，作为研究方法，有时统计归纳的方法是有效的，但正如滴水映日，管中窥豹，个别往往能反映一般，演绎的方法同样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有鉴于此，本文拟主要撷取宋代真宗一朝的翰林学士这样的皇帝的秘书官们的活动，来看一下他们的政治作用。与以往侧重于制度本身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我的考察重点在于这些高级文人的实际活动，特别是隐藏于幕后的活动。

一、关于宋朝制度以及真宗朝翰林学士的若干统计

　　皇帝秘书之职，由来已久，汉代即有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4]。但翰林学士之名，则始于唐玄宗时期。一经创制，便为后世所继承。宋朝的翰林学士制度，同五代一样，承自唐代，而有所发展和完善。《宋会要辑稿·职官》6-46引《两朝国史志》载:“学士院: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承旨不常置，以院中久次者一人充之。学士六员，掌大诏命。凡国有大除拜，晚漏上，天子于内东门小殿，遣内侍召学士赐对，亲谕秘旨。对讫，学士归院，内侍锁院门，禁止出入。夜漏尽，写制进入。迟明，白麻出，阁门使引授中书。中书授舍人宣读。其余除授并御札，天子不御小殿，不宣学士，但用御宝封中书熟状，遣内侍送学士院锁院门而已。至于赦书德音，则中书遣吏，持送本院，而内侍锁院如除授焉。院在宣徽院北。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阙，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其侍读侍讲，春秋二时，开延义、迩英阁，则执经史以侍讲侍读。常日则侍奉以备顾问应对。”这里的“大除拜”，《宋史》卷162《职官志》记作“拜宰相及事重者”。此外，《宋史·职官志》较《宋会要》为详者有:“凡撰述皆写画进入，请印署而出，中书省熟状亦如之。若已画旨而未尽及舛误，则论奏贴正。宫禁所用文词皆掌之。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献纳则请对，仍不隔班。凡奏事用榜子，关白三省、枢密院用咨报，不名。”关于知制诰，综合宋制，则是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为内制，他官加知制诰衔，则为外制。二者合称两制。同掌王言的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路径，是先除知制诰，再由知制诰进为翰林学士。在真宗朝，二十二人的翰林学士中，就有二十人曾担任过知制诰。元丰改制后，外制则由中书舍人执掌。这一事实，也标志着代王言之职已经名正言顺地纳入到政府的控制之下[5]。因此，在对翰林学士诸种行为的考察时，把作为外制的知制诰与中书舍人也一并收入考察视野。

　　从上述记载看，翰林学士可以称之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凡属从宫中发出的大大小小的文件，大都由其草拟。但并不是被动地起草文件。接受的指示如有不当之处，即使皇帝已经作了批示，翰林学士也可以“论奏贴正”，提出不同意见。同时，其职责又不

　　仅仅是单纯地为皇帝起草各种文件，还具有顾问性质，可以无须与其他官员排队等待就可以见到皇帝。在中央的官员中，翰林学士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为了便于观察，我们将真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列表作一统计。

表1《真宗朝翰林学士表》

　　（此表据《翰苑群书》所载《学士年表》编制，其中梁颢《年表》全脱，据《宋会要辑稿·职官》6-46补。此外，个别系年等错误亦有所订正[6]）

　　根据传记资料考察，表中的翰林学士多为当时的有名文人，并且往往与皇帝有着一定的特殊关系。许多人曾是真宗的潜邸旧僚。如杨砺，真宗为襄王时是记室参军，为开封府尹时是推官。粱周翰，真宗为太子时，被征为左庶子。梁颢也做过开封府推官[7]。而杨亿在真宗为开封府尹时，“邸中书疏，悉亿所草”[8]。

二、士大夫阶层的翘楚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云:“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作为国策，可以说太祖、太宗朝有这样的倾向。但当时为了政局的稳定，除了以所谓的“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亦即用赎买政策解除了可能对政权造成威胁的高级将领的军权之外，地方上武臣知州主政的状态还很普遍，并且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后来逐步用文臣通判佐政等方式，让一代武臣随时间的推移而退出了舞台。另一方面，宋初两朝，从中央到地方，对大大小小的后周、南唐等前朝旧臣，也采取了安抚留用和再任用的方式，使其效忠宋王朝。至于宋朝本身的士大夫阶层，则是在太宗大规模开科取士之后，乃至真宗朝才真正崛起。有人说过，“政治的本质是权力”[9]，在这里我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政治的稳定形态则是权力均衡。当士大夫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阶层真正崛起之后，宋代才开始形成“与士大夫治天下”[10]这样权力共享的政治局面。

　　翰林学士是士大夫当中的翘楚，在当时多负盛名，为士大夫们所倾慕崇拜。他们之中的多数，也积极奖掖后进，拥有为数不少的门生。《宋史》的文苑第一传《宋白传》，就说长期担任翰林学士的宋白“后进之有文艺者，必极意称奖，时彦多宗之。如胡旦、田锡皆出其门”。他们主导着当时的文坛，领导着文坛的走向。如杨亿、刘筠倡导的“西昆体”，就在宋初文坛风靡数十年。皇帝用这些文坛闻人掌机要，不光有闻其名，爱其才之意，也包含有笼络士大夫层的目的在内。反过来，一入翰林，位于尊贵清要之职，则更意味着其文坛地位的被肯定，也更为士大夫所宗仰。

　　我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真宗朝主持或参与主持前后九次科举考试的官员全部是翰林学士或知制诰。请看下表。

表2《真宗朝翰林学士、知制诰知贡举表》

（此表据《宋会要辑稿·选举1》6-8编制）

　　皇帝选择翰林学士主持礼部贡举，大约既考虑到这些文坛翘楚具有人才鉴识的能力，选拔结果易服众心，又考虑到让他的秘书官来选拔天下人才，即是代表皇帝来选拔，有益于树立士人都是“天子门生”的观念。这是自唐代以来的传统。在真宗朝，将皇帝亲自参与的殿试制度化，也正是出于此一目的。殊不知高高在上的天子，实际上很难与士大夫结成牢固的门生故吏的关系。因为殿试虽称是皇帝亲试，但实际上还是由词臣们来考核选拔。并且词臣参预殿试的规模比礼部贡举还大，几乎是词臣总动员，全体参预。如真宗咸平三年殿试的考官中，为首的就是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此外接下来的还有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吕文仲和知制诰梁周翰、师颃、朱昂[11]。传统的观念与习俗是顽固的。这种以翰林学士主持科举的做法，在客观上反倒给翰林学士这批文坛大儒提供了扩充势力的极好机会。在派阀政治特征极为明显的宋代，不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同榜进士大都结为一体，互称同年，在政界互相提携，而且对擢拔其科举及第的主持贡举官员，也是终身奉为座主，在政治斗争中往往保持坚定的一致性[12]。

　　翰林学士这种势力背景，以及本来就有的文坛上的地位，再加上位处天子身边的清要尊贵，无形中使得他们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代表。对他们的言动，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不能小视。《宋史》卷267《张洎传》记载了张洎任翰林学士时太宗说的一句话:“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从权力地位上讲，如果说宰相可称之为人臣之极的话，从精神地位上讲，翰林学士则可以称之为文人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