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孝为先，若父家面临危难，又乏兄弟可倚，女儿们便不得不肩负起传承家业的义务与责任。正因为按照传统伦理观念，男儿承家，为天经地义的分内之事；女儿代管，则是分外之事，故称义举，非迫不得已而不为之。缇縈救父、木兰从军、赵女育弟⑨皆出于被逼无奈，家贫出孝女，危难显忠贞。父母去世后，无论是弟幼还是绝嗣，女儿们除得到“养身”份额外，只有为延父嗣的家业代管权，而没有袭位承业权。其代管权限，还通常会随国家与宗族权利的此消彼长而不断发生调整变化。如西汉时，户绝在室女按伦理差序应有的家业代管权，排在儿子、祖父母、寡母之后，汉朝“《故律》云：“死夫（？）以男为后。毋男以父母，毋父母以妻，毋妻以子女为后。”[18]立嗣权则归祖父母、寡母、近支尊长、族长乃至国家——如宋朝“元祐南郊赦文，户绝之家，近亲不为立继者，官为施行”(《宋史·志78》)。女儿只有留在父族，招赘婿管业，共育弱弟或生子以承父嗣，才能保住家业代管权，但最终仍需将其交还给正宗的袭位者——代养的弱弟或从父姓的儿子。替妇管业的赘婿如果经营有方、理家有道，也可多分些家产。如宋朝规定“在法：诸赘婿以妻家财物营运，增置财产，至户绝日，给赘婿三分”[7]（P216）。但即使他改从妻姓，同样无权鹊巢鸠占地袭位承业或代岳父立嗣。宋代张詠所断“民家子与姊婿讼家财”一案——“有民家子与姊婿讼家财。婿言妻父临终，此子裁(才)三岁，故见命掌赀产；且有遗书，令异日以十之三与子，余七与婿。詠览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托汝。苟以七与子，则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给其子，余三给婿，人皆服其明断”(《宋史·张詠传》)，他所依据的正是家产共有制下“袭位承业”与“分家析产”有别这一根本法则。因此，只有当家产实在有限，无条件立嗣时，才可按绝户法，让女儿与赘婿继承可怜的家产。或者当儿子不孝，迫使父母依养婿家，与绝嗣无异时，才可将有限的家产归于婿家。
其次是妇代夫职，替夫行权，以延夫之宗嗣。
妇人本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若不得不由主内变成主外，则不是阴盛阳衰、丈夫不济；便是丈夫亡故，妻子无主。自古“妇人有以其夫愚懦，而能处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家荡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6](P173)。但即使“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玉台新咏·陇西行》)，也只能是家国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
纵观历史，且不论像吕后、武则天、慈禧替夫执政者历朝皆有，寡妇代夫管业、经营家产者更是不绝于史。《列女传》中，鲁陶门女英“少寡，养幼孤，无强昆弟，纺绩为产”；汉代“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汉书·贷殖传》)；宋时“堂前……夫卒，仅有一子。舅姑无生事，堂前……既葬其夫，事亲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夫之妹尚幼，……及笄，以厚礼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财产，堂前尽遗室中所有，无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财为夫所磬，乃归悔。堂前为买田置屋，抚育诸甥无异己子。亲属有贫窭不能自存者，收养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后宗族无虑百数”(《宋史·列女传》)。《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更多的夫亡子弱或夫、子双亡，妇人代其理家的案例。如：闾丘族寡妇阿张“自夫丧后，主掌家计，鞠养儿女，实为夫家增置田产，并为男继祖进纳告身”，“继祖长成，娶阿曹，生一男……名璿，尚幼而继祖又死”。阿张、阿曹婆媳二人不得不共管家业。当族人觊觎其财产，讼于官时，官府保护并承认其管业权，“以其归闾丘家有年，而不归宗，遂给闾丘物业付阿张、阿曹掌管”[7]（P178）。清末，刘张氏“嫁到刘家时，……公公不久去世，婆婆是个老实软弱的人，丈夫更是个与世无争不问经济的公子哥。因此，她是一进门就当家，……分家以后又担起了经商治家的重担。……把刘家的商业管理的井井有条，上下佩服。……在她的精心管理下……到后期合德堂的财势在刘家老三股中居于首位”[19](P172)。然而，不管她们是代夫治国还是理家，也不论她们的能耐和功劳有多大，都不能超越“袭位”的祖制，剥夺“子权”——儿子们的继承权。即使是空前绝后当了女皇的武则天，不仅需同样行使父家长集权，而且，最终也不得不还位于子。
对无子寡妇而言，代管权的核心应是立嗣权。宋朝虽有明确规定：“凡无夫无子，则为女户。”(《宋史·食货上》)但寡妇要想真正代管家业，必须以亲自为夫立嗣为前提，否则，往往只能得到供其生养死祭的生存资料，而不是全部家业的代管权。若所立非人，也只能徒具代管之名，而无代管之实。如《名公书判清明集·欺凌孤幼》一案：尤彬之妻阿陆为绝小叔子彦辅对绝户产的吞并之心，已“拨田八亩、会千缗、屋一所”，给付彦辅强继为后之孙荣哥，让他“归本生家抚养”。自己则“削发为尼，弃屋为寺”，官府还是认为彦辅吞并之心固然“失之贪”，但阿陆不为丈夫继嗣着想，同样“失之吝”，判决：阿陆“仍将见在田产，再拨一半，作尤彬赡坟田，令荣哥为主，不许典卖，……以俟出幼”，阿陆“应随身浮财及所余一半田产，合从其便，终老其身”[7](P229-230)。然而，并非所有无子寡妇都能得到立嗣权，因为它也是按伦理差序格局由夫族共享的。首先需“合从祖父母、父母之命”；“夫亡妻在，则从其妻”，必须以“无祖父母”及“寡妇守节”为前提。即便她应得此权，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假如少妻新寡，无主家之力而有改嫁之虞，也得“从房族尊长之命”，依户绝命继法经权。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一例：“方天禄死而无子，妻方十八而孀居，未必能守志”，因此，“唤上族长，从公将但干户下物业均分为二，其合归天禄位下者，官为置籍，仍择本宗昭穆相当者立为天禄后。妻在者，本不待检校，但事有经权，十八孀妇，既无固志，加以王思诚从旁垂涎，不检校不可。[7]（P280）自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围绕袭位权的争夺，实为父家长管理权及相应的财产共有权之争。家族宗族之内，争继谋产者向来不可胜数；皇族国家之中，篡权夺位者更是不绝于史。因此，尽管“在法：诸户绝人有所生母同居者，财产并听为主”[7]（P251）。然而，在这样一个纷争不已的男权世界里，从来“寡妇门前是非多”——孤儿寡母尚难免受近亲族人的欺侮与刁难；倘若无子可依，更逃不开瓜分者对绝户产的觊觎。哪怕蝇头小利，都会有多少亲兄弟、近支旁系乃至姻亲乡党，欲迫寡妇改嫁或凭借族权代其立嗣，以分其肥而吞并之!往往“死者之肉未寒，为兄弟、为女婿、为亲戚者，其于丧葬之事，一不暇问，但知欺陵孤寡，或偷搬其财物，或收藏其契书，或盗卖其田地，或强割其禾稻，或以无分为有分，或以有子为无子，贪图继立，为利忘义，全无人心，此风最为薄恶”[7]（P236）。如此艰难境遇，固然更显出中国寡妇们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卓而不群的女中豪杰本色。但也充分证明，她们的代管权是极其有限的，即使受国家法律保护，却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族权的侵夺。
最后，无论是女代子职，还是妇代夫职，其实质都是替祖行权，以延祖宗之基业。
一方面，古代女子的代管权，代管的是祖制下的父家长权，因此，她们若想当好主外的女家长，便同样不能违背“祖宗基业为重”、“伦理秩序至上”等齐家治国的根本法则；同样必需行使祖权——“为着保障家族的整体利益和长治久安，集祖宗智慧之大成的家族宪法或集体领导权”。[20]不同的是，她们必须为此付出比父家长更多更大的代价。从祖权的角度看，虽然俗话说：“有法治得邪，有理打得爷”，无论男女老少，谁当家对祖宗基业有利，谁就占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行使父家长权力。但在现实生活中，理者，利也。各级血缘与拟血缘群体间的“利”不同，按伦理差序格局具体讲的“理”也各异，不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的矛盾，往往让惯于主外的父家长们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更遑论只习惯于主内，势单力弱、主外经验不足的女子们，其艰难困苦程度可想而知。作家盛成曾记录下其寡母用生命发出的慨叹：“做烈妇易，做寡妇难!”“做寡妇，教子成人尤难!”“我每天过日子，好像爬刀山。”“可是刀山有顶，这日子甚么时候才能完咧？”[21]（P147）
另一方面，按照纲常伦理，女子当家主外，无论是属于父权缺失或缺位时，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补位之策和孝行义举；还是属于有违祖制的与父家长争权的越俎代庖、败家亡国之行，其结果都是“牝鸡司晨”，都有“唯家之索”之虞，而绝非家业传承、治国安邦的长久大计。男女阴阳，只有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方能确保祖宗的家业子嗣、江山社稷世代传承。正因如此，鲁漆室女纵然有治国之识，却解不了鲁国君老嗣幼、祸及庶民的亡国之危(《列女传·鲁漆室女》)；武则天固然已违制称王为帝，但最终也只能还位于子。
综上所述。在这样一个历经数千年世事变迁、与时俱进的阴阳和合社会中，女性代位继管管权是父家长集权得以延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她们的那些在传统文化基因作用下，无论是出于自觉或不自觉的随动，才使得家国同构的格局能够一脉相承地焕发出穷通恒久的生命力。
结语
中国女人特有的生存权、协理权和代管权，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血缘拟血缘共有制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味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始终在生存与温饱线上徘徊，有限的社会财富，除了维持国家与社会正常运作和满足极少数皇亲国戚的奢侈之外，只够用于维持广大民众的生存与繁衍，从而使传宗接代成为全社会的头等大事。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形成了中国女人特有的“三权”。血缘拟血缘共有制群体则意味着财产缺乏明确的边界，除了维持个人生存的费用大抵是个可以量度的常数。可以形诸法律之外，用于传宗接代的费用全然是难以量度的变数，只能依照历代的范例、传统的习俗、当前的实际情况和执法者的良知，进行灵活处理。从而形成通常所谓的人治。正因为如此，中国女人特有的“三权”，才难以形诸法律，主要靠人治加以维护。然而，由于维护的与否和成效直接关系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所以，历代的执法者也大抵不敢掉以轻心，或至少难以任意妄为。换言之，正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决定的社会财富的有限性，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女人特有的“三权”。
注释：
①父权“缺失”与“缺位”的差别，只在于父家长人是人在还是人亡。前者指父家长虽在，却因种种情况无法实际主持家政，如长期外出、年老力衰、体弱多病、能力不足、惧内，等等；后者则是指父家长死亡，子嗣弱小、暗弱或无子嗣，等等，在两种情况下，均不得不由女性代之当家理财、传承家业。
②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溺婴（特别是溺女婴）现象，属于人类普遍存在的、缓解人口压力以保障族群整体生存的生态平衡策略，并非中国国粹，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③滋贺秀三囿于西方个体私有制观念，认为：“相对于儿子的承继是根据来自父亲之人格的连续而产生的现象，户绝财产归属于女儿则是根据父亲之人格灭绝而产生的现象——一旦变成无主就被抛出的财产处分问题。”(参见滋贺秀三著，李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66页)显然他没有认识到，“户绝财产归属女儿”是中国独特的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下，她们按照伦理等级应得的保障其生养嫁娶的财产，而非“无主”后可以任意处分的“被抛出的”财产。
④常熟地方审判厅民庭判词：“判决浦金氏呈诉易浦氏违背遗嘱欺母掯粮一案”，载《江苏司法汇报》第八期，1912年12月1日出版。转引自张佩国《近代江南妇女的“财产权》，《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⑤所以，邢铁认为“最能体现奁产是女儿参加娘家家产析分的间接方式这一特性的，是其对奁产的支配权和终身所有权”的论断，难以成立。参见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⑥本着西人法权观念，伊沛霞认为：中国的“丈夫侵吞妻子的财产却很容易。……法官似乎也并不太注意财产是夫妻哪一方面的。……丈夫是妻子的法律代言人，或者说，中国的法学家创造性地认为婚姻把夫妻联为一体。……妻子的财产权没有普遍的法律规定做后盾”。但她又说：“即使如此，相反，丈夫的自由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参见《内闱》第95页）显然，她始终没搞清楚，中国夫妻双方皆无西方式个体私有权，陪嫁财产，也像其他家产、族产、乡族产乃至国家财产一样，都属于按差序层次共有的财产，主要靠道德良心及习惯法管理，而不是像西方一样必须以法律为保障。中国的法律也不过是家法族规的拟血缘扩大化，如袁氏所言：“居官当如居家，必有顾籍。居家当如居官，必有纲纪。”(《袁氏世范·居官居家本一理》)
⑦参见潘廷燮，等：《歙县迁苏潘氏家谱·治家规约》，上海竞新印刷所，1913年。转引自张佩国：《近代江南妇女的“财产权”》，《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⑧滋贺秀三认为：“第一，妇女本人的工钱……第二，作为个人财产的来源，有产生于个人财产本身的利润……纯属个人财产，妇女只能对这样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参见《中国家庭法原理》，第430-435页。
⑨赵女大娘终身不嫁，代父母抚弟及子孙三世，“宗祀赖以不坠，人称义女”。参见宝应卢寿籛编：《中国妇女美谈》，中华书局，1917年，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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