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人在婆家拥有的生养死祭权，按伦理责任制，所依靠的层次也应是：有夫靠夫，无夫靠子，若夫亡无子，只有靠族——只要她守节不改嫁，婆家乃至宗族就得给她养老送终。许多遗嘱、家规、族训都有诸如“无财产无子女而自愿守节者，应赡之终身，敬礼有加，无俾失所”⑦的“恤孤寡”条款。其份额主要是“妇承夫分”——视其夫族的社会地位及其夫在家族中的身份与地位而定。若在权贵家族，自然不成问题，如《红楼梦》中的贾母与李纨。若在平民家族，便问题多多。如果矢志守节，就只能依靠有限的“夫份”育子养老，而无权将其私自典卖。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继母将养老田遗嘱与亲生女”一案，官府判定：“叶氏五十七硕谷田，……以为养老之资则可，私自典卖固不可，随嫁亦不可，遗嘱与女亦不可。”[7]（P141）一旦改嫁，更是“朝嫁则暮义绝”，除非故夫立有遗嘱，否则绝不允许她们带走前夫的家产。一些较富足而又仁至义尽的大家族或宗族，若视媳如女，还会象征性地给些嫁资，如“夫死无赀乏嗣意欲嫁人，宜援范氏庄，由族中善为资遣……设故夫遗有财产，当公议立嗣授之，或充作合族及地方公益之用。临时以多数取决并得酌提赀财之一部分及衣饰器具与再醮之妇，本夫若有亲笔遗嘱，则照遗嘱办理”(潘廷燮，等：《歙县迁苏潘氏家谱·治家规约》)。而一般家庭或家族，只能扫地出门。只有当夫族无人可靠又无立嗣之人时，国家法律才允许寡妇自立遗嘱，带产依养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如“寡妇以夫家财产遗嘱者，虽所许，但户令曰：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7]（P141-142）。这不过是允许将其生养死祭权，连同“承夫分”的共有财产，扩大至姻族双方五服以外的宗族，却绝不允许超出夫妻双方血缘群体范围。她死之后，这份财产不是以各种形式化为所依之族的共产，便是收归国有。如果从族外招接脚夫养老，若在“户绝”之列，其承份大体与户绝在室女同，按宋朝的“户令：……前夫田宅经官籍记讫，权给，计直不得过五千贯，其妇人愿归后夫家及身死者，方依户绝法”[7]（P273）。
综上所述，古代妇女的生存权是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赋予她们的权力，受伦理道德习俗规范及国家法律的保护与制约，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由父族或夫族供其“养身”的财产，她们只有终生受益权，无个体私有权，只能在各级父家长权的统一管理与保障下使用。
父权制下的协理权
在以男耕女织为经济基础的古代社会中，从家到国，一向男主外，女主内，既要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又要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协理权便是女性们为“隆家人之道”及安邦治国理应承担的义务与职责。主要可分为：女儿的“助父理家权”、媳妇的“相夫教子权”及婆婆的“协祖御媳权”。三权实际行使的范围大小与程度深浅，同样由她们所在之家的社会地位及每个人在家中的实际地位决定。
首先是“助父理家权”。
在“三助”权中“助父理家权”相对较弱，是“相夫教子权”与“协祖御媳权”的见习或辅助权力。这主要是因为女生外向，她们迟早是婆家的人——“世俗女子在室，自处以客，而母亦客之”[13]（P347）。故其在父家的责任最少、地位最低，人微言轻，既无母亲的主内权，也无兄弟的袭位权，通常也轮不上她们赡养父母。但她们虽然大都“在家孝父母日短”，却也拥有着相当重要的助父理家权，具体职责则是“助母主内”，并见习出嫁后为媳为婆的种种技艺与礼仪。从“长姐如母”的俗语，到《小姑贤》之类的戏曲，都充分说明女儿未嫁前对家族做出的贡献。按理说，如同男子的移孝作忠，她们出嫁后则是移“孝”为“敬”——“出嫁后敬公婆日长”。自古忠孝难两全，只要她们在婆家不“增父母之羞”，不“益中外之累”(《后汉书·列女传》)，不被休回娘家，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了。但受礼教的教化及风俗习惯的影响，特别是受实际利益的趋动与制约，使得她们出嫁后仍不得不继续尽助父之责。一方面，娘家的势力直接决定着她们在夫家的实际地位——“富家女易嫁，早嫁轻其夫；贫家女难嫁，晚嫁孝其姑”(白居易：《贫家女》)。凡渴望或能够以娘家为后盾者，也无不以襄助父族为己任，并不断维护、巩固以至扩大自己大后方的实力。另一方面，她们也深知单凭个人之力回报父族，毕竟势单力弱，只有通过孝敬公婆，才能得到夫家对娘家更多的支持与赞助。因此，襄助父族理应是她们终生应尽的义务与职责。
进而言之，父族对她们的投资越大，意味着她们的回报的责任就越重。对父族而言，凡是想借助女儿的婚姻，拉帮结势、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家庭，无不加强对女儿的教化并辅以厚嫁。宋代大兴“榜下捉婿”[14]及相应的厚嫁之风，看似是女儿们的身价见涨，实为中举女婿们的价位提升。富贵权势之家将女儿培育成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既是出于对她们的怜爱和负责，更是为了满足门当户对式婚姻投资的需求。天下父母嫁女的最高的理想当然莫过于攀龙附凤——“一朝选在君王侧……六宫粉黛无颜色……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白居易：《长恨歌》)。纵观古今，靠女儿“一人得道、一家鸡犬升天”的家族也不是少数。对女儿们来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些享尽荣华富贵的公主们，生来便只能做皇权之下乃至国家之间政治婚姻的棋子或使者；那些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们，也不得不随夫周旋于官场或名利场中，苦心经营着她们的“闱内外交”。反到是那些净身出嫁的贫家女，无论是对娘家应尽的责任义务，还是娘家对她们回报的期望值都相对有限，不过是“养女一口气，一床盖被一场祭”罢了。如果从小被卖为奴婢或童养媳，便已为“舍枝保干”做出了牺牲，即使夫家兴隆了，断了娘家路也在情理之中，如能回报娘家，便是份外的孝女了。
其次是“相夫教子权”。
“男无妻，家无主”，做了媳妇首先拥有了在小家庭中主内的权力。相夫也是她们“熬成婆”的第一步。俗话说：“嫁官官娘子，嫁贼贼娘子。”夫之家业不同，其所“相”者亦不同，“主内”与“辅外”范围与内涵更是大相径庭。“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汉书·列女传》)。贵为皇后，必须母仪天下——内主六宫之政，外助夫协理万邦；身为官娘子，则应内应免丈夫后顾之忧，外应分丈夫为官之愁。非衙门阶级的妻子们，虽无政治权势可助，但有生存利益需求——“男人是挣钱的耙子，女人是存钱的匣子”；“请坏长工一年穷，讨坏老婆一世穷”。在众多的家庭小王国中，同样是“家有贤妻，如国有良相”。古往今来，无论治国还是齐家，从来都离不开她们的内助之功。商代有汤妃有新化训内外——“统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媢逆理之人，卒至王功(《列女传·汤妃有新》)；周代有周南之妻匡夫成器——“恐其(夫)懈于王事”，劝夫曰：“国家多难，惟勉强之，无有谴怒，遗父母忧”(《列女传·周南之妻》)；近代有贤良女灯下劝夫——“指望你功名成就与祖增光”。[15]（P291）尽管不同阶层的“内”与“外”、“辅”与“主”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与调节度，但根本的主、辅之位不容颠倒，否则即为“牝鸡司晨”。特别是在关系着国家命运的王族或皇族中，诸如妇好、长孙皇后、马皇后之类，皆为辅政楷模；而像武则天、吕后、慈禧之属，则属女主干政。后代对她们的祭祀与追忆，也大都“男女合体，夫妻共享”——娥皇女英自当名垂青史；秦桧之妻只能遗臭万年。
官民家族媳妇们的主内权自然包括家业家产的监管与协理权。凡是涉及如买卖田产、造房筑室、分家立嗣等家庭大事，不仅要同她们商议，许多契约上还需夫妇共同签押。通常都是夫妻协商，家长拍板，再由主外的丈夫落实施行。水大漫不过桥，媳妇们的监管与协理权通常不能超过丈夫们的管理权，否则，即为“牝鸡司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使是她们自己挣来的私房钱，其性质也不是她们的“更加私人的、纯粹的个人财产”⑧，而是为保障她们主内权以及自保的、由她们掌管的家庭共有生存资料。因此，一方面，哪怕丈夫出去借钱，只要他还有能力养家，就不能动用她们的私房钱。但另一方面，“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果真嫁了个扶不起的阿斗或毫无心肝的“腌臜汉”，不仅私房钱不保，自己都难免被卖身为奴。
自古以孝治天下，“教子权”即为中国式的母权，其权力远远大于“相夫权”。如果说相夫是为了确保丈夫家业有成，那么，教子则是确保夫族家业有继以及自身老有所依。中国女人为媳时尚要“教妇初来”——还有一个被夫婿教化的异质家文化的再学习过程；为母后便要“教儿婴孩”——承担起作为内当家应尽的教子成立、督其理家的职责。虽说“子不教，父之过”，但由于父亲多忙于主外，养育子女的具体职责，多由母亲承担。启母涂山便是典范，她“独明教训，而致其化焉。及启长，化其德而从其教，卒致令名”(《列女传·启母涂山》)。传统的中国母亲往往是父亲与孩子们的中介，她们将其夫主外及自己主内的经验教训，通过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灌输给儿女，儿子当然是教育的重点。故夫之家业能否兴继，半视母教是否成功。汉代刘向就曾感叹曰：“三姑之德，亦甚大矣!”(《列女传·周氏三母》)当代美国的伊沛霞更由衷地赞赏：“中国的家庭体系鼓励女人经心、慈爱地养育子女。”[16]（P165）母以子贵，也多得益于母亲的教子有方。主外权“夫亡子承”的继替，并不妨碍她们升格为主内的“皇太后”，继父位的儿子往往也只能唯母命是从。多少身居高位的儿子，仍需听从母亲的教诲乃至杖责。如“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棰挞之，故能成其勋业”(《颜氏家训·教子》)。再如“尧咨……为荆南太守”，在职期间只知善射而未行仁政，母“因击以杖，金鱼坠地”(《吕新吾闺范·母道·严母》)。便是贵为天子的皇帝，也不敢轻视太后或太皇太后的“懿旨”。
最后则为“协祖御媳权”。
“协祖御媳权”是“相夫教子权”的必然延伸与集大成。在主内系统中，“多年媳妇熬成婆”意味着由小家庭内助升任大家庭(族)总管，具有了发号施令、统御内闱、养尊处优的权力。特别是在其夫位缺失或缺位的情况下，受“夫死从子”规条以及母子连心情感的制约，母亲对继承父业的主外儿子们的干涉毕竟有限，但在以“孝道”为核心的祖权保障下，她们对儿媳的统御却是无可争议的。御媳的实质则是将闱内的职责贯彻到底，通过御媳，传承相夫教子之道，以延祖宗基业。在现实生活中，无论良恶，婆婆们依仗的都是祖权。良恶婆婆的差异不过犹如明君与昏君，前者是对祖训的自觉遵守及身体力行；而后者则肆意滥用、胡作非为。因此，上乘的婆权是建立在尊崇祖训、内修德行，以及良好的相夫教子基础上的。先有夫妇齐心、母子合力，为婆后，才会像林语堂说的，成为“家庭中至高无上之主脑，……阖家至高无上的荣誉人物，受尽恭顺与礼教的待遇”[17]（P131）。如《红楼梦》中的“老祖宗”贾母，看似养尊处优，实则大权在握，为阖府掌舵之人。从宝玉挨打到凤姐闹事，从贾赦纳妾到家产被抄，每逢关键时刻，无不由“老祖宗”拍板定夺。倘若背离祖训、不修妇德、相夫无道、教子无方或坐享其成，固然也能论资排辈地当上婆婆，但多半只能是下乘的大施淫威、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的恶婆婆。如汉朝姜诗之母，因好饮江水，便让儿媳常“去舍六七里……泝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其子姜诗便“责而遣之”。复因“嗜鱼鲙，又不能独食，夫妇常力作供鲙，呼邻母共之”。(《后汉书·列女传》)她的所作所为，固然成全了儿媳孝妇的美名，却落得儿子“远汲溺死”的结局。当然，纵观历史，贤德如周室三母的婆婆以及自私如虞舜之母的婆婆固然都是少数，占绝大多数的，还是那些处于两极之间，辛勤操劳、默默无闻，即无大善也无大恶的婆婆们。她们以其勤苦劳作的一生，支撑起千古家国的半壁江山，理应受到子孙们的祭祀与怀念。
综上所述，古代妇女的协理权是中国父家长管理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还是平天下，都离不开“男主外、女主内”的相互契合。协理绝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随动式的配合乃至必要时的匡正。
祖权制下的代管权
中国的父权实质为祖权，即“集正统权、产权及族权为一体的父家长集权”[5]。当父权缺失尤其是缺位时，主内的女性们便不得不代父、代夫行使祖权，内外兼顾地承担起传承宗祧、管理家业以至治理天下的重任。家国同构，几千年来，不仅皇权范畴不乏女主执政；父权领域亦多内助当家。但无论是女主执政还是内助当家，她们本身都没有袭位权，只有代管权。这种中国式的“谁说女子不如男”，绝对不同于西方式的男女平等或女权主义。它不是建立在西方个体本位基础上的个性解放、男女平权，而是建立在中国伦理本位基础上女代男职，共行祖权。换言之，在这样的家文化土壤中，根本结不出西方式争取独立自由的女权的果实。对祖权而言，女代男职一方面无疑是其统治的无奈与悲哀，就像伊沛霞说的：“女人真的得到或可以控制财产时，那终究是一种缺憾，因为没有合适的男继承人。”[16]（P91）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说是家业传承的福祉，毕竟家国的传承，并未因缺少合适的男嗣而中断。而代理者的主要职责不仅是代管，还必须积极培养或寻觅称职的父家长接班人，否则就会遭到牝鸡司晨的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