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事实上，单说牟宗三平易与单说牟宗三孤傲都有所偏颇。他自己曾说：“普通都说我傲慢，实则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谦虚或傲慢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识的。”[3](p3)牟宗三有意识的是其“真人”的人格“型范”。所以，上述所谓平易或孤傲都只不过是牟宗三“真人”“型范”的方面表现。关于做一个“真人”，牟宗三说：“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一个‘人'。”[3](p1)这种“真人”“型范”，牟宗三是坚持了一生的。他常常回忆自己的少年生活，他对“家庭、乡村、乡村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风俗习惯”[4](p17)都保留着美好的回忆。他写道：清明时节去扫墓，“黄的花，绿的长条，丛集在坟墓上。纸灰化作蝴蝶。……这时没有嚎哭，没有啜泣。生离死别那种突然来的情感上的激动，因着年月的悠久，而进入永恒，化作一种超越的顺适与亲和。”[4](p1-2)少年时代的生活实透显着一种原始的混沌、自然的和谐与诗意的浪漫：“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阳光普照，万里无云，仰视天空飞鸟，喜不自胜。那是生命最畅亮最开放的时节。无任何拘束，无任何礼法。”[4](p3)正因为少年时代生活“无任何拘束，无任何礼法”，所以在“知天命”之年代，牟宗三感叹到：“我现在想，我只有一段少年孩童的生活。”[4](p17)
对纯真的这种深切体验和向往始终伴随着牟宗三的学思历程。众所周知，在同门师兄弟当中，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牟宗三认为，无论从学问看，还是从生命讲，“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3](p106)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熊十力恰就是一“真人”的人格“型范”。牟宗三第一次见到熊十力时就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奇，感到熊十力与一般人直是不同，认为熊十力就是一个“真人”，并从他嗅出了生命与学问的意味，从而看到了自己生命与智慧的方向。请看牟宗三对其初次见到熊十力的情形的回忆：
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3](p106-107)
那么，什么样的人格“型范”是牟宗三所谓的“真人”呢？牟宗三认为，他所说的“真人”并不是道家或道家所讲的“真人”，即不是通过道家式的修养而达至的一种理想境界，而是一种有着儒家道统担当的具有真实责任感的理想人格。他自己说：
我这里所说的“真人”，不必要像我们一般想的道家或道教里边所说的那种“真人”，或者是“至人”。那种真人、至人，是通过一种修养，道家式的修养，所达到的一种结果，一种境界。我们现在不要那样说，也不要那样去了解这真人。能够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的责任感，真实地存在下去，真实地活下去，承当一切，这就是一个真人了，这就可以说了解真人的意思了。因此，所谓真人就是说你要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是一个虚伪的，虚假的，浮泛不着边际的一个人。[3](p95)
不过，在牟宗三看来，做一个“真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先简单地、总持地这样说，就是你要想真正地做一个‘真人'，这不是容易的事情。”[3](p95)那么，为什么做一个“真人”并不容易呢？首先，做一个“真人”需要不虚伪，要真实。他举例说，孔子就很真实，不虚伪。当别人问孔子如何评价自己时，孔子自己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是个圣人，我也不敢自居为一个仁者，“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我只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普通人。他还说：“生命之学问，总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无真生命与真性情，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即任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11[(p11)其次，做一个“真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磨练，要“永恒地如此”。牟宗三认为，孔子之所以是一个“真人”，并不仅仅在于他敢于承认自己是“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普通人，而且在于他一生都在不懈地实践“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事业。“孔子到老没有厌倦之心，所以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3](p98)牟宗三说：
孔子之为一个真正的人，是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不断的永恒的过程里显示出来。真人圣人不是一个结集的点摆在那里与我的真实生命不相干。真人圣人是要收归到自己的真实生命上来在永恒的过程里显示。[3](p96)
在这样一种人格“型范”的感召下，牟宗三一生为人不虚伪，极真实，甚至有时显得有些刻薄，不给别人留面子。牟宗三在昆明时期为生活所困，曾给张君劢先生写信，告诉自己之“生活无着之况”，以希获得一些资助，但张君劢并没有回音。后来从报纸上得知张君劢陪同其弟（时任交通部长）张公权到昆明视察滇公路时，牟宗三“乃于晚饭后直至翠湖旅店，敲门而入。……乃问：‘前上函，收到否？'彼答以未收到。于是知是公之无诚也。乃告以生活状况……吾此议乃暗示吾只需要五十元耳。”对于张君劢的漠然，牟宗三“当时大怒曰：‘谢谢你。'即离去。出而即决心与此辈断绝关系。”牟宗三的理由是：“吾在昆明写信给他，云未收到，此妄语耳。即吾信中有不妥之处，依与彼之关系，彼亦应当时言而教之。而竟以‘未收到'对，其诚何在？”[3](p115)对于这样一件事情，本可以不提及，或只记在心中即可，但牟宗三很较真，并详细地记述了下来。当然，牟宗三不仅在此等事情上计较，对于事关国家民族的大事，他更较真。牟宗三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反对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企图。有一次他曾奉劝某位台湾当权者“应做一个真中国人，而不要做一个日本人”，并奉之以“福至心灵，则大智若愚；福至而心不灵，则大愚若智”[2](p88)的讥刺。此讥讽不可谓不真实和虚伪，也不可谓不尖刻与淋漓。
牟宗三的一生也是“永恒地如此”真实而不虚伪，在日常生活的磨练中追求“真人”人格“型范”。或者说，对于做一个“真人”，他不仅当下就可以做，随时可以做，而且永远地做了下去。他说：“圣人云：‘学不厌，教不倦'，学思实感宁有已时耶？”[12](p3)因此，他的学术生命是永续永继，绵绵不断的，就像孔子“不厌不倦”一样，是永远不停歇、不间断的。在晚年的时候，牟宗三曾以《谈民国以来的大学哲学系》为题目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及哲学家进行了一一评论。这些评论中有诸多内容虽属牟宗三个人的主观意愿，而且论断也显得克薄、不尽人情，但它们却都是牟宗三个人的真实见解表达。牟宗三曾说过，他对于“随风气，趋时式，恭维青年，笑面相迎”的“一般名流教授”是不表赞同也不敢恭维的。正因为如此，他与当时的许多名流学者关系不睦。因此，有人说就牟宗三的性格而言简直可以入《水浒传》。事实上，牟宗三的确写过一篇短文《水浒世界》，专门研究《水浒》之境界。在其中他说道：“酸腐气，学究气，市侩流氓气，皆不足以言《水浒》。”[3](p187)“洒脱一切，而游戏三昧，是《水浒》妩媚境界。没有生命洋溢，气力充沛的人，不能到此境界；没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到此境界。”[3](p193)在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牟宗三性格中所洋溢着的狂气、逸气和灵气。当然，他的著作亦如他的生命一样，元气饱满，酣畅淋漓，理性与激情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
四
从总体上看，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儒家之价值系统所赖以存在的生活世界已无可挽回地塌陷了，因此，整个现代新儒家群体已不再是传统上的儒者，他们的学思生命已明显地透显出知识化和学院化的趋向，他们大多不再进行传统儒者严格意义上的圣贤修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新儒家的思想性格及其人格特征。事实上，不仅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思想特征十分鲜明，为儒学的现代开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气质和品格也具有不容忽视的象征意义和人格魅力。但是，严格地讲，由于新儒家知识化和学院化的总体趋向，此所谓“人格魅力”与其说是来自传统儒家的圣贤修养，不如说是来自他们不媚俗、不苟且、愤世嫉俗的“真人”性情。这一点在牟宗三身上表现尤甚。概而言之，牟宗三所追求的是生命的深度开展和真实呈现。在此意义上，牟宗三虽不是儒家传统意义的圣人，但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真人”。正因为如此，牟宗三的人格风骨或许可为今天的学者提供更多的人生启迪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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