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秉承了“中国文化的土气”，亦由于有着对“天爵”的苦苦追求，牟宗三与人相处是平易的。牟宗三认为，人不可“孤学寡友”，必须“亲师取友”，唯此方可道义相勉，学问相益。这一点在他与一师一友的相处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而且亦可从他对青年学子的倾心栽培看出。从所周知，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情谊有口皆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检视牟宗三的记载以及其他文字材料，熊十力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师生二人的相契相知，牟宗三均有亲切而诚挚的记述。对于熊十力，牟宗三的感念之情更是经常呼之欲出，溢于言表，十分动人。他说过一句言之凿凿的肺腑之言：“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4](p90)熊十力虽对牟宗三的生命与学问影响至大至深，但以此与生身父母相比，足见牟宗三感念之真情。牟宗三与唐君毅的朋友之情亦可称道。牟宗三说：“除与熊师常相聚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缘会，便是遇见了唐君毅先生。他是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4](p97-98)牟宗三和唐君毅两位先生经常在一起谈学论道，相得益彰，交往至深。牟宗三在上述肺腑之言后还有一句话说：“知我者君毅兄也。”[4](p90)后人对牟宗三与此一师一友的情谊评论道：

　　先生于大学三年级时，从游于黄岗熊十力先生之门，三十一岁获交唐君毅先生，一师一友，相得最深。熊先生以为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先生一人为可造。而唐先生则于未尝晤面之先，见其文而知其人，之后又谓先生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5](p2)

　　牟宗三对于青年学子的培养更是兢兢业业，不遗余力。1949年渡海赴台后，牟宗三于次年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牟宗三认为，师友是人伦关系之一伦，师友之关系是人格与人格相接之关系。因此，彼此要处得亲切、相知，要常见面问学；如此，方能敦品励学，陶铸人才。于是，牟宗三发起“人文友会”，本着开放独立之精神，采取师友聚会之方式，进行课外之人文讲座。对于“人文友会”的讲学情形，牟宗三的弟子记述道：“聚会之人，无分校内校外，自由参加。凡有起趣者，皆敞开心怀，以礼相见。”[6](p1)“友会之聚会讲习，既不同于学校上课，也不同于公开演讲，而是借聚会以提撕精神，激发志趣，凝聚心志。由师友之团聚，进而扩大友道精神；由友道精神之扩大，而通接文化生命，持载历史文化。”[6](p1)在牟宗三的主持下，“人文友会”渐渐成为台湾师范大学学术磨砺和文化探讨的重要形式，当时的许多参加者日后成为了台湾哲学界的核心人物。牟宗三对学生与晚辈总是平等相待，以虚心对之。即使对于学生写就的不成熟的文章，他都认真地“一字字地看，并且能够记住其内容”[7](p16)。

　　就个人的生命形态及其归趣而言，牟宗三的平易还体现在他的洒脱上。在日常的学思生涯中，牟宗三常常表现出进退有度、顺适平和、风趣幽默、从容洒脱。牟宗三曾极力倡导人生之“幽默”，他认为“幽默是智慧的源泉，也象征生命健康，生机活泼。”[3](p99)当然，牟宗三所讲的这种幽默并不是常人所讲的诙谐风趣，更不是摆噱头式的滑稽，而是担当道统之圣人般的意味深长的智慧。因此，只“有实践行动的人，有担负的人，对此才了解。”[7](p15)他说：

　　孔子有沉重之感而不露其沉重，有其悲哀而不露其悲哀，承受一切责难与讽刺而不显其怨尤，这就是幽默。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闻之曰：“吾执御乎？执射乎？吾将执御矣！”这就是幽默。说到圣人不要说得太严重，太严肃。孔子自谓只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就自处得很轻松，亦很幽默。[3](p98)

　　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许多人的尊敬。香港大学哲学系教授E.C.Moore评论道：“他的学术研究之广阔，他的观点之深远，他的同情与理解之范围，他的态度之友善，凡此等等，皆反映于他的许多学生、同事及仰慕者对他之尊敬。”[2](p70)然而，诚如唐君毅所知，牟宗三“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5](p2)，在平易的同时，牟宗三的人格还表现出另一面相，这就是孤傲。他说：“我也是一个孤独深藏的灵魂，对于周围完全是陌生的，忽视的，忘掉我自己，也忘掉世人。万人睚眦，万人侧目，亦有人觉着有趣，我全不知道。”[4](p104)“我常常会把我内外都明白的事藏在心里而不说出来，遂形成一种明知他人误会而却不说的委曲。这情形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这也许是我自己的一种自信。”[4](p6)他还说：

　　我犹如横陈于无人烟的旷野，只是一具偶然飘萍的躯壳。如一块瓦石，如一茎枯草，寂寞荒凉而怆痛，觉着觉着，忽然惊醒，犹泪洗双颊，哀感婉转，不由地发出深深一叹。这一叹的悲哀苦痛是难以形容的，无法用言语说出的。[4](p135)

　　这些文字中渗透着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悲苦和苍凉，它们出自一位以继承儒家传统自命的新儒家人物笔下，实是殊可惊异。上面所提及的进退有度、顺适平和、风趣幽默与从容洒脱的牟宗三在此似乎退隐了、消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忧怨、无奈和失所归着的灵魂。这种情况曾引来梁漱溟的不满甚至批评。有一天他耐不住了便对熊十力说：牟宗三坐无坐相，站无站相，走路没有走路相，你到底欣赏他哪一点？表达出对牟宗三狂简孤傲的不欣赏。

　　当传统的生活世界和价值系统走向崩解，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庇护和依托时，往往感到命运既难以把捉亦难以抗拒。不过，在牟宗三身上所表现出的，却是对不被人理解境遇以及艰难时事的抗争。牟宗三说：“就我们所处之时代和我们担负之使命言，人过于规行矩步，注重细节，亦见生命之拘束而推拓不开。现今之所需，是要有风力，要有凸显之气象，要表现观念之方向，否则不足以言担负。”[7](p161)他还说：

　　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无傍依，我脱落一切矜持；我独来独往，我决不为生存委屈自己之性情与好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恃，我黯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气奋发，我正视一切睚眦，我冲破一切睚眦；我毫不委曲自己，我毫不饶恕丑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恶声至，必反之，甚至嬉笑怒骂，鄙视一切。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的防线。我无饶恕丑恶之涵养与造诣。我在那阶段与处境，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3](p116)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上面几段文字中所表露出来的牟宗三应付世事的方式：“人不理我，我不理人”，“恶声至，必反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这些都是牟宗三应对“艰难时事”的态度写照。而当牟宗三讲“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的防线”，“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的时候，他是在推崇一种特立独行的狂者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生存勇气。由此而见，牟宗三并非是儒家理想中的中庸、中和之人，而是某种特立独行的狂者型人物。不过，在他的狂者性格中饱含着对现代社会中流行的平庸、卑俗和随波逐流的反抗。牟宗三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他是一位“思想锐敏、独见而近于尖刻、冷峻，自信而近于武断、狂傲，乐于标新立异的哲学家”[8](p1)；比之于唐君毅，“牟的声音更加尖厉、更加逼人，他更愿意说出自己对真理的认识，而不是论析历史典籍。”[9](p36)“牟宗三曾被戏称为‘宋明学理，魏晋人物'，即其为人并不是循规蹈矩、中和温厚的理学先生，而毋宁更近于任性独行的魏晋人物。”[10](p138)由此视之，如此孤傲过甚的牟宗三似乎有违谦让温和的儒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