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关键词：牟宗三；人格；儒者风范；狂者性格；真人

　

 

　　牟宗三一生的追求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牟宗三的哲学达至了中国哲学的高峰。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词典》称：“牟先生是当代新儒一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正因为如此，傅伟勋先生说：“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1](p25)而且，牟宗三也为世界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学者约翰?白诗郎(John Berthrong)称牟宗三为世界水准的大哲学家，而不只是中国的哲学家而已。[2](p58)事实上，牟宗三的一生不仅表现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与他一生认真地做学问一样，牟宗三一生也是认认真真地做人的。他曾说：“无论是为人，或者是为学，皆是相当艰难，相当不容易的。”[3](p104)“无论为人或为学同是要拿出我们的真实生命才能够有点真实的结果。”[3](p94-95)与牟宗三高贵的学术品质一样，其刚直不阿的学人风范也是哲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下面，笔者就对牟宗三的人格风骨进行一些探讨，期以此增加对牟宗三的了解。

一

　　牟宗三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曾因了年轻生命的膨胀掀起了“思想观念的泛滥和浪漫”[4](p30)。那时，“科玄论战”中吴稚晖的一篇文章深深打动了他，使他感到“浩瀚生命纵横才气的直接向外膨胀，没有简别，没有回环曲折，只是一个大气滔滔在那里滚”[4](p30)。从而，其思想文字都受到影响，甚至“粗野放荡，几不可收拾。”然而，假期回家时父亲对此却大为震怒，责问何以如此。牟宗三回答说外面风气即是如此！父亲严辞教训道：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即使风气如此，你也不可如此！父亲的一番顿吓使牟宗三当下惊醒，他“心思顿觉凝聚”，其受吴稚晖影响所形成的“浩瀚和纵横”如同一匹“奔驰的野马”被父亲“赤手搏住”，牟宗三也“顿时从漆黑一团的混沌中超拔”出来。[4](p31)可见，是父亲的教训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的确，牟宗三的父亲对牟宗三影响很大，其对于儒学传统“义理教训”的秉承深深地影响了牟宗三。牟宗三说，他出生于一个“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3](p2)，但父亲却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中国文化中的那些义理教训，在他身上是生了根的。”[4](p32)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农夫以“义理教训之存在的见证者”的身份，在牟宗三内心确立起养志立身、治学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人格风范，使他慢慢升腾起对儒家文化的尊崇。

　　事实上，真正使牟宗三回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并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乃师熊十力。从一定意义上讲，牟宗三的父亲只是使牟宗三避免了年轻人的“轻狂”与“无根”，而熊十力却使得牟宗三真正确立其文化生命与文化之根。在读大学时，牟宗三先是浸淫于逻辑学和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多持批评和不屑之态度。不过，在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遇到了熊十力。据牟宗三回忆，1932年冬，在哲学系任教的邓高镜先生向他推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书。他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虽然谈不上真懂，但其中的清新俊逸之气引起他的兴趣。在邓高镜先生的引荐下，他得到了与熊十力见面的机会。对于见到熊十力的情形，牟宗三感慨道：熊十力“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3](p106-107)由于某种特定的机缘，这次见面竟引发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大变化，他自此由逻辑学和西方哲学渐而转向中国哲学。之后，牟宗三从23岁到41岁一直追随熊十力，其中，至少有七、八年亲炙于熊十力左右，因此，无论为学还是为人熊十力都对牟宗三产生了巨大感染。牟宗三自称：“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3](p106)

　　基于父亲和熊十力这样两个人物的影响，牟宗三虽对西方哲学研究颇深，年轻时也曾梦想过做一个“经济学研究者”，还想成为一位logician，甚至还对文学和数学发生过浓厚兴趣，但其最终还是选定了中国哲学。[3](p102-103)就其一生的学思历程来看，尽管牟宗三埋首于儒释道及西方哲学经典之中，于上述诸家之会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牟宗三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式的，他一生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为儒学开出了一片新天地。就他的日常生活来看，他也表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化的土气”：喜欢穿布衣布鞋、宽袍大袖；言谈举止也是规行矩步、儒雅谦逊、风趣幽默。牟宗三一生始终追求良知“在自家心身上作主观的、内在的、润泽的表现”，追求良知在自己生命上受用，即智仁勇“收回来安服自己”。牟宗三认为这些不仅儒者的立身之本，而且也是儒者“生命的学问”。他说：“人要做第一等人，为第一等事。”[3](p126)但“第一等事，第一等人，须从孟子所说的‘天爵'作起，绝不是指孟子所说的‘人爵'而言。此须彻底予以了解，方可说立志。”[3](p127)

　　不过，儒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儒家良知与产生、培育它的社会生活土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因此，其普遍性义理必须经过具体而特殊的身心体验，在现实的伦常关系和伦理生活中才可得到实现。然而，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儒家之价值系统所维系的生活世界已无可挽回地塌陷了，因此，其良知系统也不再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随处体认和落实的东西了。于是，此类问题便成为了牟宗三所面对的人生难题。因此，牟宗三常常感到“内圣”之旅的艰难。牟宗三曾说：“不幸，生在这个崩解的时代，既不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复不能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以自娱，更无大圣人浑化之根器，则其破裂偏倾而有担负之苦，亦势所当然。”[3](p6)在这样一种社会情势之下，牟宗三说自己一生不做工夫，只知“君子坦荡荡”。他说，自己一生“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2](p92)事实上，对于处于专业化和学院化的现代教育体制之中的牟宗三来说，写书本身就是一种修行，甚至就可以说是一种“苦行”。从其一生的学思历程来看，写书就是牟宗三在“困厄”中的苦斗，就是他追求理想的基本方式。从此意义上看，牟宗三实可谓是一位追求内圣的现代儒者，他一生的追求就是通过写书力图让儒家的“天道性命”为中华民族的慧命“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