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晚清；词史；爱国主义
词盛于两宋，衰于元明，而复振于清。清词号称“中兴”，主要表现在两个时期。清初，满人入主中原，明朝的遗民故老，有感于宗社之沦亡，哀恸于生民之疾苦，黍离麦秀之悲，一托之于词，词多变徵之声。例如屈大均、王夫之诸家之词，凄凉怨慕，几可与南宋末汐社诸遗民之作相媲美，于是一变明人之陋，词的内容有了变化，词的格调也有了提高。然而对于词的格律一端，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自朱彝尊、厉鹗之后，浙西词派大兴，但是时值“康乾盛世”，天下渐趋承平，文人学士畏惧清政府的高压和文字狱，浙派末流规摹姜、张，徒袭雅貌，陷于琐屑饾饤之中，到乾嘉之际，词可以说是盛而复衰。常州词派出，力矫浙派末流之弊。张惠言之《词选》，专主寄托；周济之《词辨》，穷源析流，词之门庭，由是益廓，词体日尊，法度益讲。加以乾嘉考订校雠之学的影响，词家不断编选前人的作品，评析订正、审音酌字，词的意境格律，更加成熟。词人群体也人数众多，清词又迎来一个新的创作高峰。
晚清之世，“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外有强敌入侵，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国家积贫积弱；国内政治极其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内忧外患，情势与当年的南宋最为相似。海内词人，感时愤事，寄托于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后》）他们的词作广泛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真所谓“愁苦之言易好”。更应该注意的是许多词人的词作反映了当时的国家大事，托讽隐微，寄托深远，真称得上是“词史”。作家群也非常复杂，既有显赫的朝廷命官，如邓廷桢、林则徐等鸦片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爱国民族英雄，他们的词真实的记录了当时的时代和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也有词坛的耆宿，例如蒋春霖、王鹏运、朱祖谋等词学大家，在他们的词中也反映了当时的国政如何混乱，民生是多么凋敝；也有一些普通的读书人，在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除了英勇得跟侵略者斗争，也用他们的笔触记载了下层老百姓苦难的生活。这些词都始终贯串着一个主旋律，那就是爱国主义。自从有词以来，词的内容空前广泛，词的风格也多姿多彩，这时期词的创作可以说是晚清文苑的一朵奇葩，值得我们去认真发掘、研究。
一、清人的“词史”意识
“诗史”是晚唐孟棨对杜甫诗歌的评价，孟棨《本事诗》卷三云：“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杜甫的诗真实的反映了安史之乱中社会底层群众的灾难和痛苦，如果将他的诗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那末就会发现这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感性生活的“实录”。杜甫的《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三首》以及著名的“三吏”“三别”，都是从社会最底层来反映这场战乱给黎民百姓带来的血泪和伤痛。这些诗所再现的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陈岩肖曾说：“杜少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依据，故号诗史。”[3]以后，“诗史”成为那些深刻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作品的代称。
在清初，人们身经明清易代，亲历清兵入关大肆屠杀无辜的悲惨场面，“诗史”说再次得到重视且被鲜明的体现于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吴伟业的歌行体纪事诗以其反映了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成为这一方面的典范。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称吴伟业：“所作《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雁门尚书行》……诸什，铺张排比，如李龟年说开元、天宝遗事，皆可备一代诗史。”[4]
清初诗坛的“诗史”意识在清初词坛里也有相应的表现，如吴伟业的《满江红·白门》咏叹金陵，实伤故国，感易代之悲，寄亡国之哀。曹贞吉评之曰：“陇水呜咽，作凄风苦雨之声。少陵称诗史，如祭酒可谓词史矣。”陈维崧在《今词选序》中明确提出了“选词即在存经存史”的思想主张：
鸿文巨轴固与造化相关,下而谰语危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5]
敢于将词与经史并举,非有卓越的史家眼光不敢为,也不能为。“词史”意识也是陈维崧评价当代词人创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他评史惟圆《蝶庵词》的《沁园春》（漠漠尘途）曰：“磊落以取势，苍健以立格，如龙门（司马迁）作《伯夷列传》。”
乾隆末年，清朝的统治由盛转衰，康乾盛世所潜伏的各种矛盾暴露出来，要求在词中反映社会生活已成为时势所趋。周济不满于吴中词人重声律轻立意的创作倾向，也反对某些常州派词人把词作为抒写个人“离别怀思”或“感士不遇”的手段，而主张作者“感慨所寄”应该和时代盛衰相联系，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理论主张。他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6]周济强调“感慨所寄，不过盛衰”，便是要求词能再现有关国事民生的重大内容。比他稍晚的谢章铤也明确提出词要表现重大题材，他在《赌棋山庄词话》中直接表明在这国事日危、民生日蹙的严峻关头，词家只有“慨叹时艰，本小雅怨悱之义”，才能使词另辟一境，不朽于世：
今日者，孤枕闻鸡，遥空鹤唳，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不得以而为词，其殆宜导扬盛烈，续《铙歌》、《鼓吹》之音，抑将慨叹时艰，本小雅怨悱之义。人歌有心，词乃不朽，此亦倚声家未劈之奇也。[7]
道光年间周济编选的《宋四家词选》评论唐宋词，亦极为重视唐宋词中对社会重大内容的表现，如称王沂孙《齐天乐·蝉》能表现“家国之恨”，评辛弃疾《贺新郎·赋琵琶》表现了“谪逐正人，以致离乱”的内容，抒写了作者对当政者“宴安江沱，不复北望”的感慨。[8]
二、晚清爱国词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爱国民族英雄，邓廷桢、林则徐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两位。他们不但积极关心国计民事，坚决和英国侵略者以及国内的投降派作斗争，而且雅善填词，对国事的忧虑、生民的同情、敌人的愤慨，一一寄托于词，这些词既是当时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载，又是作者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林则徐有《云左山房诗余》，邓廷桢有《双研斋词》。虎门销烟，人心大快，敌人胆寒，邓廷桢有记此事的《高阳台》词一阙：
高阳台
鸦度冥冥，花飞片片，春城何处青烟？膏腻铜盘，枉猜绣榻闲眠。九微夜熱星星火，误瑶窗、多少华年。更那堪，一道银潢，长贷天钱。
星槎恰到牵牛渚，叹十三楼上，瞑色凄然。望断红墙，青鸾消息谁边？珊瑚网结千丝密，乍收来、万斛珠圆。指沧波，细雨归帆，明月空弦。
上半阕写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下半阙写林则徐坚决禁烟，围困英国商馆。“十三楼”指十三洋行，英国鸦片商居住之地，当时英人非常猖狂，拒不交出鸦片。“望断红墙”指林则徐以重兵围商馆，断绝义律等与外界的交通。林则徐当时也有和作：
高阳台·和獬筠前辈韵
玉粟收余（原注：罂粟一名苍玉粟），金丝种后（原注：吕宋烟名），番航别有蛮烟。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不知呼吸成滋味，爱挑灯、夜永如年。最堪怜，是一泥丸、损万缗钱。
春雷破零丁穴，笑蜃楼气尽，无复灰然。沙角台高，乱帆收向天边。浮槎漫许陪霓节，看澄波、似镜长圆。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
清朝政府严禁鸦片，一方面是因为其对人民的毒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白银外流太多。此词中“最堪怜”一语，实本黄爵滋奏疏中传诵一时之语，即所谓“以外洋无用之泥土，换中国有用之金钱”[9]。
“零丁穴”指零丁岛，英人私运鸦片之重地。沙角，虎门外有名之炮台。林则徐当时的政策是只要英人具节答应，永不再运，即可罢休。故云“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但是英国侵略者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沿海，最终攻陷浙江定海，封锁宁波和长江口，迫使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