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陶渊明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从他的著述和行为取向上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思想倾向。从根本上看，他得力于本土固有之儒道两家的思想养分最多，并且有自己的取舍和融会。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对人生解脱问题上，陶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归宿，对后世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远影响。

　　《形影神》诗是陶渊明唯一专篇发挥其思想的哲理诗，为学林所推重，童文也曾引用阐释，指出其与庐山慧远佛教集团的思想分歧，却没点明陶这首诗的思想渊源，需要我们着重论述一下。

　　他明确指出：“人在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自然》），主张生而必死、形尽神灭。以上思想主要是继承了先秦以来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料：荀子说过：“形具而神生。”认为形是神的物质基础；汉初的《淮南子》也明确认为精神依赖于物质，指出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各自所起的作用，以及三者互相联系并且统一：西汉杨王孙主张死为终生之化，神离于形，各返其真，身体力行裸葬；东汉思想家桓谭，他以烛火喻形神关系，认为精神依赖形体，精神不能独立于形体而存在，人死形神俱灭，如同烛火俱尽，批判了当时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思想；后来的嵇康、杨泉等人对形神关系也有唯物主义的阐释。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则主张：“神也者，圆应无主，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精神本体存在，它不依赖形体的变化而变化，感应一切，无穷无尽，还曲解薪火之喻，论证形尽神不灭，为其因果报应论提供理论基础。不难看出，两者是针锋相对的。

　　从诗中体现的因任自然、委运任化的观点与郭象的“独化”论确有相通之处，按照古直的统计，陶诗用事以《庄子》最多，达49次之多，远远超过其他典籍。《庄子》是先秦道家的经典之一，但是在魏晋时代，它是以郭象等玄学家注本的形式流传于世，陶渊明对于庄子的理解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郭象玄学的烙印。委运任化的观点，《庄子》已经开其端倪。如《庄子、德充符》说：“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复坠，亦将不与之遗。审户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陈鼓应先生的译文是：“死生是一件极大的事，确不能影响到他（指文中的圣人王骀），就是天覆地坠，他也不会随着遗落毁灭。他处于无所侍的境界而不受外物的变迁，主宰事物的变化而执守事物的枢纽”（见陈注译的《庄子今注今译》），描绘了一位理想人物的人生境界。郭象发挥了《庄子》的与化乘运，与道和一的观点，如他在注《庄子、大宗师》说：“安于推移而与化俱去，故乃入于寥寥而与天为一也。”这些与《形影神、神释自然》诗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人生哲学是一脉相承的。诗中不仅反驳了慧远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说”，还批判了道教的神仙长生说（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见《影答形》），和放纵享乐的思想（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见《形赠影》），以及名教中人的追逐声誉的言行（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见《影答形》），认为这都是“营营以惜生”（《形影神》诗序）的行为。《归去来兮辞》中的结尾中也提到的：“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两者从根本上是相通的。这与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的“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的观点截然相反。学界论述颇多，兹不重复。

三

　　分析他的《形影神》诗也只是集中反映陶渊明思想的一个方面，要想对其作深入了解，我们还要更全面地考察他的事迹、著述和时代文化背景。

　　根据统计分析，陶渊明诗文中所用的“真”、“淳”、“道”、“自然”等词语，以综先秦道家的居多，服膺儒家者少{5}。这是当时的风气使然，学界论述颇多，兹不重复。但是从童文的论述看，陶渊明诗文中提及儒家之处也颇多，其一生行事也不离儒家的原则。

　　这就牵扯到陶渊明的思想成分中儒道孰多孰少的老问题了，童文中引用了古今不少论点，也未置可否。应当指出的是，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区分并不明显，从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就可明白。先秦以后中国“就思想、文化领域说，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它的对立和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理想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表面上看，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6]。儒、道两家都肯定现实，认为现实是真实的，他们重视在现实世界和经验生活中寻找精神家园，塑造理想人格。表面看来，陶渊明所处的时代，玄佛合流，儒学虽失去了汉代独尊的地位，可是也并非销声匿迹，从《晋书．隐逸传》就可看出，当时的士人隐士传习经学之风盛行，陶渊明的隐居也是当时儒道思想融合的体现[7]。儒家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以宗法制为支柱的社会结构几千年来没有大的改变，魏晋时期世族贵族封建庄园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宗法血亲传统，儒家思想也并没有被人遗弃。魏晋玄学本身就是援道入儒的思想学说，无论是“贵无”派、还是“崇有”派，还是“独化”论都是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古代本土学说中从来就没有西方的那种纯思辩的形而上学。儒家思想在魏晋时期已经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陶渊明固然好自然、宗老、庄，但是他不耻事生产，认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孝父母、爱兄妹，爱邻里朋友尤其重视父子之情；他的大心愿是希望五个同父异母的儿子能友爱互助，“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与子俨等疏》）；他一再以“先师（指孔子、笔者加）遗训”（《荣木》）自勉，自称“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慨叹“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二十首》）。我们从陶的一生行事来看，因为他富于热情，近于人情，我相信他的思想深处，是儒多于道。

　　李泽厚先生指出以小农经济、宗法血缘为社会基础，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结构的中华文明具有实践理性、乐感文化和以审美代宗教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等特征[8]。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执着于现实生活、不脱离感性实际，以历史经验加人际感情为依托，不作类似西方的形而上的纯粹思辩；乐感文化就是对人生以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本体、无限、超越即在当下的有限的现实中；人类可以不用象宗教那样憧憬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而是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状态。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对外来文化有着强大的同化、整合功能，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之所以不断求同存异、发展壮大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