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陶渊明；佛教；儒道；玄学；审美
陶渊明的思想是陶学研究中的难点之一，其中以陶与佛教的关系最为扑朔迷离：唐宋以来流传已久的不入莲社、虎溪三笑的故事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20世纪以来，陈寅恪、逯钦立等学者对陶渊明与东晋庐山慧远佛教集团的关系多有考释；今人邓小军、丁永忠等也多有创建；近读扬州大学童李君同学的论文《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略论》（《九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下简称童文），对陶渊明最终没有追随庐山慧远佛教集团的原因作了全面的论述，深叹其立论公允、取材详博。本文不是从事史料事迹的考辩，而是在前者的材料支持下，探讨陶渊明不入庐山慧远佛教集团的行动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揭示其丰富的文化意蕴，疏略之处，敬请赐教。
童文对陶渊明最终没有追随庐山慧远佛教集团的原因归结为三条：一是陶渊明思想复杂，但是其行为上大体符合儒家的准则；二是陶的哲学思想与佛教有矛盾，文章论证了他对佛教“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说”的怀疑；三是陶受桓玄的影响，与慧远佛教集团保持相当的距离。由于研究视角的限制，对陶渊明的思想深刻挖掘没来得及展开，故结合陶本人的事迹、著述和时代文化背景，详童文之疏略，略其已有之论，以期窥见古代社会文化风气之真实情形。
一
慧远佛教集团的主要宗教主张是：法性实在的本体论、沙门不敬王者论、佛儒合明论以及形尽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论、弥陀净土信仰等，其中最后三条是其理论重点，社会影响深远，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应当说，慧远是继承并且发展了他的老师道安开创的佛教中国化的道路：法性本体论承袭道安的“本无”学说；沙门不敬王者论、佛儒合明论是力图调和佛教与中国本土政治、文化势力的矛盾；形尽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论、弥陀净土信仰更是将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的灵魂观念和实体性思想相结合，作了更为精致的论述；以上理论主张满足了当时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化心理需要，加之慧远本人又是一位兼修内外的博学多才的学者，一时庐山成为东晋后期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从慧远与当时远在长安的鸠摩罗什的书信问答的《大乘大义章》可以看出：鸠摩罗什站在比较纯粹的印度本土大乘中观学派的立场上，对慧远所持“四大”是“实”、“自性”是“有”、“法身”永存的观点，持严峻态度，甚至指斥慧远所言近乎“戏论”。应当说，慧远的主张带有浓厚的中国本土色彩，但是佛教本质上毕竟是一种非理性信仰的宗教，加之慧远的主张带有明显的有神论倾向，更容易激发当时中国民众的宗教热情和虔诚恭谨，尽管他在佛教义理探讨上后退了许多。
东晋以来，佛教大兴于士林，当时的名士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顾恺之、宗炳、雷次宗均信奉佛教，宗、雷还同与渊明并称为“浔阳三隐”的刘遗民、周续之一起参加庐山慧远佛教集团的宗教活动，于元兴2年（402），以慧远为首，集百二十三人，于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誓相提携，往生西方弥陀净土；又于义熙八年（412）立“佛影台”，作《万佛影铭》，宣扬佛的神道无方，或独发为形，或相待为影，诚一时之盛事。而此时近在咫尺的陶渊明却不为所动，并作《形影神》诗批驳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说，[1]在当时不啻于空谷足音，其中意味颇发人深省。
汉魏之际，儒家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继而是魏晋玄学的繁荣，东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黑暗，使得魏晋玄学关于理想人格本体的追求日趋渺茫，并且失去了与黑暗现实相抗衡的意义。南渡以后的清谈虽然还继承前代的题目，可是已经成为门阀世族点缀风雅的装饰品，没有多少理论创建。而佛学，特别是般若学，本来就有可以和玄学相格义比附的一些地方，同时又可以为解决人的生死问题提供一种魏晋玄学所没有的精神慰籍，所以东晋玄佛合流成为一时风尚。同时陶渊明生活、隐居的江州在其青少年时期经学因范宣、范宁的提倡而兴盛一时；天师道活动也相当泛滥，陶出仕江州祭酒时的州刺史王凝之就是信奉天师道的世家；王还支持庐山慧远佛教集团的宗教活动，并且对提倡经学的范宁进行假公济私的的诬陷报复。所以当时江州一带成为儒释道各种思潮矛盾斗争的焦点地区，上述情形对陶渊明的生活思想、人生价值趋向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2]
二
陈寅恪先生的鸿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曾指出：“夫渊明既有如是创辟之圣解，自可以安身立命，无须乞灵于西土远来之学说，而后世佛徒妄造物语，以为附会，抑何可笑之甚耶？”[3]陶渊明之不入庐山慧远佛教集团是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和坚定的人生价值取向，并非单纯的个人好恶和一时之心血来潮。陶所处的时代思潮是非常动荡自由的，他本人又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的个性，所以在其诗文中可以看出他的阅读的典籍除《诗》、《书》、《礼》、《易》、《乐》、《春秋》、《论语》等儒家著作，还有《老子》、《庄子》、《列子》、《史记》、《汉书》、《楚辞》、《淮南子》、《山海经》、《穆天子传》、《高士传》、《列仙传》、《列女传》等书，从而知道他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活跃的人，如同蜜蜂采花酿蜜，吸取不同的精神养分，融会成自己的整个心灵。
他与庐山慧远佛教集团有交往是学界之常识，诗文中出现“冥报”、“空无”等类似佛教的词语也是可以理解的，其《桃花源记》、《止酒》等篇章受佛经影响也不是没有道理。[4]
但是以上仅仅是在文化形式上吸收佛教的某些因素，并没有对陶渊明安身立命的总体人生价值趋向有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他在根本上还是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立场，没有追随庐山慧远佛教集团，乞福于西天佛祖，往生弥陀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