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上文在论述过程中，没有涉及锺嵘《诗品·序》有关玄言诗风起自西晋永嘉年间的观点。而在许多人看来，锺氏此说，似乎可作为定论加以引用。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在解说玄言诗诗，依据的主要接是锺氏的说法。我们之所以持不同看法，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锺氏之言，尚有一些可疑之处，实难信从，应加以辨证而不是盲从。锺嵘在《诗品·序》中云：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

　　这段文字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玄言诗风兴起、发展以至衰落的历程。然而，细加考察，就会发现它存在一些难以模糊和可疑之处。

　　先看所谓“黄老”。如果孤立地加以索解，“黄老”一词的含义，是不易弄清的。但是，《诗品》在对诗人诗作进行具体品评时，还有另一节文字涉及玄言诗问题。如统观二者，将会得出符合钟嵘原意的结论。请看下品“晋骠骑王济等人”条：

　　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

　　此节与前引《诗品序》关于玄言诗的论述实相表里，其内涵与行文语气均十分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序文中未具体指出代表“永嘉平淡之体”的诗人及其作品，而该条则落实到“贵道家之言”的王济等人身上。此处的“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与序文“永嘉中，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相应；“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与序文中“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之说，更是如出一辙。很显然，这两段有关玄言诗的表述文字，实际上是针对同一问题的。序文中“贵黄老”、“尚虚谈”、“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微波尚传”，与下品该条的“清虚在俗”、“贵道家言”、“玄风尚备”、“恬淡之词”之间，只是措辞的不同，语意表达却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序文中的“贵黄老”、“尚虚谈”，指的就是下品中“清虚在俗”、“玄风尚备”。这里的“玄风”，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江左篇制，溺乎玄风”中的“玄风”含义一样，无疑指的是玄学清谈之风。因此，从《诗品》自身，即可明了“贵黄老”之“黄老”，指的就是玄学清谈风尚所导致的对道家之言的青睐[24]。这也就是钟嵘自己所说的“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简言之，玄谈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体现为诗歌创作“贵道家之言”，并因此而导致“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现象。

　　再看“永嘉”。对比两段文字，还可以得出另一结论：钟嵘在历史年代上的出现了疏忽。在下品“晋骠骑王济等人”条中，钟嵘将序文中“永嘉时，贵黄老”，从而导致诗歌创作“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现象，落实到王济等人身上，谓“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然而，考诸史实，却可发现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年代舛误。对于此点，人们虽多不经意，但亦偶有提及者。如李徽教《诗品汇注》即谓：“王济杜预，并卒于永嘉以前，而此云永嘉以来，则可知古人著书，不甚严其细微之处。”[25]检《晋书》卷42《王浑传》，王浑卒于元康七年（297），王济则先浑而卒。即便以元康七年计，此距永嘉元年（307）尚有十年之遥。又，《晋书》卷3《武帝纪》载杜预卒于太康五年（284）。可知，王济、杜预二人确卒于永嘉之前，而其诗歌创作活动当更在其卒年以前。对于这个明显的失误，我们不必为贤者讳。事实上，《诗品》中疏误之处远不止于此。曹旭先生在《诗品研究》中对钟嵘的疏误做了许多详实的考辨，其中就涉及到诗人前所系年代方面的错误[26]。

　　从下品该条，我们可以知道钟嵘在追述西晋玄学清谈对当时及以后诗歌创作的影响时，于西晋所谈论的王济等人，其实并非永嘉时人。这表明他虽然以“永嘉”作为时代限定，而实际所谈论的却是永嘉以前的现象。换句话说，钟嵘在追述东晋以孙、许为代表的玄言诗风之远源时，注意的对象是西晋时期作品中“贵道家之言”这一现象，而不是特指永嘉年间。王济诗作多失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及另两首诗的佚句，从中看不到“贵道家之言”的现象。而《晋书》本传谓其“善《易》《庄》《老》，文词俊茂”。《易》《庄》《老》为三玄，为玄谈家所重。可见钟嵘谓其“贵道家之言”，是有根据的，只是错误地将其归于永嘉之时了[27]。由此可以看出，钟嵘在序文中所说的“永嘉时，贵黄老”，同样有历史年代上的问题。由此，我们在探讨玄言诗问题时，是不能简单地依据钟嵘的观点，而是应该综合檀道鸾、沈约、刘勰等人的意见，对玄言诗问题做全面深入的研究。

注释：

[1]可参考《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论著。

[2]檀氏之说，见《世说新语·文学》“（许）询有才藻，善属文”条刘注引《续晋阳秋》。

[3]詹锳说见其《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孔繁说见其《魏晋玄学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张海明说见其《魏晋玄学与游仙诗》一文，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4]《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4页

[5]《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8页。

[6]录自《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7]《晋书》卷94，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57页。

[8]见《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34页。

[9]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4页。

[10]《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

[11]见《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页。

[12]《晋书》卷49，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8页。

[13]《晋书》卷7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58-1859页。

[14]《文选》卷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6页。按，标点有所改动。

[15]《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6、187页。

[16]参考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部分第九章《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

[17]上引郭象《庄子注》文，分别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诸子百家丛书》本第5、1、6页。

[18]参考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62-263页；陈寅恪《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9]《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

[20]《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21]见《高僧传》卷4，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3页。

[22]《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134，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229页。

[23]张伯伟《禅与诗学·玄言诗与佛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允吉师《东晋玄言诗与佛偈》（《复旦学报》1998年第一期），对玄言诗与佛教的关系问题，有较详论述，可参看。

[24]正是由于锺氏用词上的问题，导致后人理解上的分歧。如汪春泓先生认为，这里的“黄老”，指的是无为而治的为政方略（见汪氏《锺嵘〈诗品〉关于郭璞条疏证》，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笔者对此说有异议，曾撰《〈诗品〉“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说辨正》（《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与其商榷。

[25]见曹旭《诗品集注》第388-3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6]见《诗品研究》第331-3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7]笔者在《〈诗品〉“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说辨正》一文中，详细阐述其致误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