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谋略家们极善于运用象类思维谋划对策，战胜或说服对方，达成自己战略目的。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卞庄刺虎，一举两得；二桃杀三士等寓言故事早已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这些寓言都蕴含着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丰富谋略。另外还有许多利用象类思维类推或说明的谋略，也极富哲理。如“权借”之谋是从这样的现象中推出的：“胶漆，至粘也，而不能合远；鸿毛，至轻也，而不能自举，夫飘于轻风，则横行四海。事有简而成功者，因也。”鸿毛能借轻风自举，战略家们为何不能以因势借力而获得成功？战国谋士们这种运用象类思维进行谋略的言论和实践，给后世的战略决策者们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深刻的哲理启示，使他们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制定处适合个人所需的战略。

三

　　总而言之，象类思维是我国古代一种运用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繁荣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为我们今天的军事理论研究仍可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但我国古代的象类思维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体现如下两点：一是宇宙间任何类与类之间，只有相似性，而没有同等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类推类，很难做到准确无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虽然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毕竟二者又有其特殊性，中国古代的象类思维往往抹杀二者的区别，由自然直接推及社会，其结论未经严密的逻辑推理，因而有很大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有些结论似是而非，甚至牵强附会，导致推论出非科学的论断。二是我国古代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上过于强调尊天、顺天、则天，将“天经地义”作为人类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在以人为法，则过分强调法古、奉圣。这种尊天、好古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助长唯圣思想、奴隶主义、保守观念乃至造神行为的滋长和蔓延。对于古代文化遗产，我们既要肯定其精华，又要指出其不足，不但要扬己之长，而且要见己之短，学人之长，只有这样，才能变短为长，把军事理论研究不断推向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