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中最善使用这一思维的莫过《老子》。此书从“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这一自然现象中类推出“圣人”服民的一个重要原则:“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样做了,就会“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不觉得不堪重负),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作者还从“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类推出“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非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古代君王自称朕、孤、寡人等,本意是自谦自抑,经常提醒自己高不忘下,贵不忘贱,其用意与《老子》的主张相合。但由于封建社会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皇权太高太贵,他们实际上只能把这些话停留在口头上,并不能真正实行,所以历代王朝都没有“长生”。《老子》从事物“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分解),其微易散”这一规律出发,指出国家统治者要善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该书海认为“烹小鲜”与“治大国”有着相通的道理,强调要善于从“烹小鲜”中悟出“治大国”的方法,都体现了象类思维的特征。
儒家中注重从自然万物中类推出治国理军方法的,应首推董仲舒。其推论虽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亦非全无可取。如,他从“王者配天”出发,强调必须“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即“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刑罚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制》)。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未必史这样的关系(有些地方没有四季之分,照样有庆赏刑罚),但在阶级社会中,庆赏刑罚不可不具却是千真万确的。他认为,“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星乱则亡其天,臣乱则亡其国。”董仲舒此类言论甚多,其目的在于利用人们尊天、法天的心理,宣传自己治国理军的政治主张。
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战国策》载,邹忌从自己不如城北徐公美,而其妻、妾、客都称赞他比徐公美中,悟出国君“之弊甚矣”,因而建议齐威王广开言路,被采纳,也是采用的象类思维。
(二)中国古代象类思维在战争指导中的运用。通过象类思维产生某种灵感,得倒某种启示,进而得出结论,也是古人进行战争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老子》“柔弱胜刚强”这一谋略思想,就是通过得出的。作者看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柔脆,其死也枯槁”,由此得出结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并进一步推出:“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因此,要“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他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一自然现象中推出结论:“受国之垢,史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老子》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主张以不欲求欲,以不为求为,以迂求直,以损求益,以柔克刚,以无事取天下,这些结论的产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自然现象的启示。
《孙子兵法》在战争指导上主张用兵要势险节短,这一观点的得出至少与作者观察自然现象密切相关。作者看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是险势在起作用;“鸷鸟之击,至于毁折”,是其节量远近而实施攻击的结果,因而得出结论,用兵要像疾水、鸷鸟那样,既迅猛,又有节量。作者还从从“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进而推出,“兵之胜,避实而击虚”。他以“五行无常势,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为据,证明“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还从率然“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中,悟出了军队灵活机动的重要与可能等。这些都说明,孙子是一位善用象类思维思考战争指导理论的大家。
《六韬》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例,强调军事上防微杜渐的重要;该书还从“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推出:“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这一论述成为后人强调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重要理论依据。《阴符经》由“迅雷烈火,莫不蠢然”(人们在迅雷烈火面前往往不知所措)悟出用兵神速的妙谛;由“瞽者善听,聋者善视”这一现象中,得出“绝利一源,用师十倍”的结论,强调将帅不可因小利而分散兵力,认为并力一向,可抵十倍之师。这些关于战争知道谋略的提出,与象类思维方式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有些将帅在思谋不得其策时,常用对弈、视察、垂钓、读史、谈天等看似不相关的活动启发灵感,往往会达到“菰蒲深处遗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的境界,从而忽生奇谋,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其原理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