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中最善使用这一思维的莫过《老子》。此书从“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这一自然现象中类推出“圣人”服民的一个重要原则：“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样做了，就会“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不觉得不堪重负），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作者还从“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类推出“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非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古代君王自称朕、孤、寡人等，本意是自谦自抑，经常提醒自己高不忘下，贵不忘贱，其用意与《老子》的主张相合。但由于封建社会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皇权太高太贵，他们实际上只能把这些话停留在口头上，并不能真正实行，所以历代王朝都没有“长生”。《老子》从事物“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分解），其微易散”这一规律出发，指出国家统治者要善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该书海认为“烹小鲜”与“治大国”有着相通的道理，强调要善于从“烹小鲜”中悟出“治大国”的方法，都体现了象类思维的特征。

　　儒家中注重从自然万物中类推出治国理军方法的，应首推董仲舒。其推论虽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亦非全无可取。如，他从“王者配天”出发，强调必须“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即“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刑罚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制》）。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未必史这样的关系（有些地方没有四季之分，照样有庆赏刑罚），但在阶级社会中，庆赏刑罚不可不具却是千真万确的。他认为，“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星乱则亡其天，臣乱则亡其国。”董仲舒此类言论甚多，其目的在于利用人们尊天、法天的心理，宣传自己治国理军的政治主张。

　　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战国策》载，邹忌从自己不如城北徐公美，而其妻、妾、客都称赞他比徐公美中，悟出国君“之弊甚矣”，因而建议齐威王广开言路，被采纳，也是采用的象类思维。

　　（二）中国古代象类思维在战争指导中的运用。通过象类思维产生某种灵感，得倒某种启示，进而得出结论，也是古人进行战争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老子》“柔弱胜刚强”这一谋略思想，就是通过得出的。作者看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柔脆，其死也枯槁”，由此得出结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并进一步推出：“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因此，要“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他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一自然现象中推出结论：“受国之垢，史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老子》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主张以不欲求欲，以不为求为，以迂求直，以损求益，以柔克刚，以无事取天下，这些结论的产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自然现象的启示。

　　《孙子兵法》在战争指导上主张用兵要势险节短，这一观点的得出至少与作者观察自然现象密切相关。作者看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是险势在起作用；“鸷鸟之击，至于毁折”，是其节量远近而实施攻击的结果，因而得出结论，用兵要像疾水、鸷鸟那样，既迅猛，又有节量。作者还从从“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进而推出，“兵之胜，避实而击虚”。他以“五行无常势，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为据，证明“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还从率然“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中，悟出了军队灵活机动的重要与可能等。这些都说明，孙子是一位善用象类思维思考战争指导理论的大家。

　　《六韬》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例，强调军事上防微杜渐的重要；该书还从“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推出：“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这一论述成为后人强调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重要理论依据。《阴符经》由“迅雷烈火，莫不蠢然”（人们在迅雷烈火面前往往不知所措）悟出用兵神速的妙谛；由“瞽者善听，聋者善视”这一现象中，得出“绝利一源，用师十倍”的结论，强调将帅不可因小利而分散兵力，认为并力一向，可抵十倍之师。这些关于战争知道谋略的提出，与象类思维方式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有些将帅在思谋不得其策时，常用对弈、视察、垂钓、读史、谈天等看似不相关的活动启发灵感，往往会达到“菰蒲深处遗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的境界，从而忽生奇谋，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其原理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