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学记》之《治学杂语》中记载了一段蒙文通先生关于孔子思想中“天”的诠释。蒙先生根据《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表述认为，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天地事物有其自然规律，人应当遵循这些规律”，蒙先生还进而述评道：“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把天视为自然，与当时一般人把天视为万物主宰的看法迥然不同。这是动摇天地鬼神幽灵的看法，不能不说是孔子思想中的进步方面。”[①] 关于先秦儒家文献中的“天”，历来众说纷纭，例如，冯友兰先生将孔子在《论语》中的“天”全部划入了“主宰之天”，而张岱年先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论语》中的“天”既有主宰义，又有自然义。再如，冯友兰先生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中的“天”在其《中国哲学史》（上）中归于主宰之天，[②] 而杨伯峻先生则在《论语译注》中将其释为“义理之天”。[③] 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笔者以为，是以往的学者并没有一个条贯性的理论表述，在这一问题上没有通盘的考虑，诠释的时候，即时性、偶然性的因素多，全面性、系统性的因素少。蒙文通指出：“任何思想总是时代的产物，是根据各时代的问题而提出来的。”[④] 刘鉴泉先生亦云：“为学之法有三：知言、论世，总于明统知类。”[⑤] 因此，我们要全面研究先秦儒家文献中“天”的意涵（知言），就丝毫也不能脱离它所依托的那个时代（论世），不能脱离那个时代各种思潮的脉络、统绪所给予它的各种影响。下面，笔者就依托于上述各个方面的背景，对先秦儒家文献中的“天”，做一通盘的考察，以就教于与会专家。 

一、“天”范畴由殷商到周代 

罗振玉指出：“《说文解字·天》从一大，卜辞中有从二者。二即上字，大象人形，人所戴为天，天在人上也。”[⑥] 这是在说，早在殷商甲骨文的时代人们就有了“天”的观念，并且已经有了“天”字。夏渌先生在《卜辞中的天、神、命》一文中提出，商代存在至上神之“天”的观念。[⑦] 笔者认真拜读之后以为，夏先生的论据虽稍显单薄，但是并不能说没有道理。近来又有学者研究指出，甲骨文中已经有了至上神之“天”的用法，但是总的来说，说服力都十分有限。实际的情况是，在现有已经公布的甲骨文的所有的文字资料中，很难找到确凿无疑的表示至上神“天”的字。

所以，陈梦家先生指出：“卜辞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⑧] 郭沫若先生也曾指出：“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⑨] 但是，陈来先生在近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中引述傅佩荣先生的观点指出，已有资料和讨论尚不足以使我们能对“帝”、“天”观念的起源作出确定无疑的论断。陈来先生并且指出：“我们认为甲骨卜辞即使未发现‘天’字或未发现以‘天’为上帝的用法，至少在逻辑上，并不能终极地证明商人没有‘天’为至上神的观念。”[⑩] 与陈来先生一样，笔者也认为，从历史文献本身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可能较从考古学、训诂学出发会得到更多的启发或收获。讨论“天”范畴的演变，我们不能不借助于《尚书》。而《尚书》的真伪问题又是一个让人费神的问题。梁启超说：“关于它的问题最为复杂，自古到今，造伪辩伪的工作，再没有比它费力的。”[11] 例如，《盘庚》三篇历来似乎是《商书》中最靠得住的真实文献，但是，它的真伪问题就困扰着我们。像上文甲骨文中“帝”与“天”的问题一样，专家们也是莫衷一是的。范文澜先生说：“《盘庚》三篇是无可怀疑的商朝遗文。”[12] 疑古派学者中，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精神是最强的，但是他也说，《盘庚》是一篇“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的原作。[13] 这似乎成定论了，可是，陈梦家先生的论断却又令人不得忽视：“今文《盘庚》三篇共一千二百八十三字，较之《周书》中之命书更长。晚殷金文，长者不过数十字，如何在盘庚之时有如此巨作？此篇与上述《甘誓》、《汤誓》皆较《周书》易读，两誓为战国时拟作，此亦战国宋人之拟作，犹《商颂》矣。”[14] 三位学者孰是孰非，笔者是无法判断的，然而，我们通过《盘庚》中有关的文字，也许可以分析出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问题：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盘庚》上）[15]

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鲜，以不浮于天时。（《盘庚》中）

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盘庚》中） 

《盘庚》中的“天”仅此五见。对《商书》中大量出现“天”，作为至上神的情况，陈来先生有较为系统的解释：“殷商和西周世界观的重要区别，不在于商人是否以‘天’为至上神，因为如果‘天’只有人格的‘皇天震怒’的天，那么在信仰实质上，与‘帝’的观念并无区别。事实上，在许多文献中二者是等同的，或可以互换的，很难明确分别。商周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是商人对‘帝’或‘天’的信仰中并无伦理的内容在其中，总体上还不能达到伦理宗教的水平。而周人的理解中，‘天’与‘天命’已经有了确定的道德内涵，这种道德内涵是以‘敬德’和‘保民’为主要特征的。天的神性的渐趋淡化，‘人’与‘民’的相对于‘神’的地位的上升，是周代思想发展的方向。用宗教学的语言来说，商人的世界观是‘自然宗教’的信仰，周代的天命观则已经具有‘伦理宗教’的品格。”[16]

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盘庚》中的“天”范畴，我们则发现，除第四例外，全是主宰、意志之天。第四例，实为自然之天。这正说明《盘庚》文本的真实性。但是，陈来先生又说“周人的理解中，‘天’与‘天命’已经有了确定的道德内涵，这种道德内涵是以‘敬德’和‘保民’为主要特征的”，然而我们在《盘庚》的文本中，却发现了相对于它的“天”而言，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敬德”与“保民”的例证：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盘庚》上）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啬，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盘庚》上）

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盘庚》上）

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盘庚》上）

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盘庚》中）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盘庚》下）

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下） 

《盘庚》中“天”只有5见，而“德”却有10见，相对于“天”而言，殷商的统治者应该是很重视德性的培养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是说，如果国家治理得好，是你们大家的功劳；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则是我一个人的过失。从《盘庚》全文的行文语气来看，这些话应该说是诚恳的，与被顾颉刚先生判为“决是东周间的作品”的《汤誓》“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的口气如出一辙。如果说盘庚等殷商的统治者完全不讲德性的修养，从文献的实际来看，是说不过去的。

正是由于《盘庚》的作者重视“德”，因此，我们就不能完全确凿无疑地说，其中的“天命观”就一定完全属于自然宗教。毫无疑问，《盘庚》中的“德”与西周时代的“德”相比较，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但是这难道就可以说《盘庚》中的“德”没有伦理的成分？第一例，作者反对“荒德”，提倡“含德”；第二例，提倡“积德”，并且要“施实德于民”；第三例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是说，“动用非德”会导致“灾”难，“作福作灾”，取决于自己的道德修养。第四例，倡导以德彰善；第五例，是说“爽德”、违德，将受到惩罚；第六例，要发扬我“高祖之德”，以“笃敬”之心，“恭承民命”；第七例，更是要与民同心同德，“永肩一心”。可见，如果说殷周在天命观上的区别是不敬德与敬德，显然不妥。

笔者以为，问题在于殷商与周代初年之文化思想的连接，本来就没有可以截然分开的鸿沟，它们之间的文化传承之链从来就没有真正被斩断过，所以，将殷商的世界观视为“自然宗教”，将周人的天命观视为“伦理宗教”，作为一种宏观的发展趋势来讲，从宗教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来说，是正确的；然而，试图将这种理论的框架套在中国商周交替之际，特殊的历史状况之上，并且想将它们截然分开的做法，则恐失之于轻率，多少有割裂之嫌。但是，殷商与西周的区别毕竟是存在的，我们先来看一看这种区别。《尚书·康诰》相传是周公摄政之后鼎盛时期的重要作品，很能代表周公及其时代的思想，故笔者试图抽绎出其中关于“天”的思想，与上面引述的《盘庚》中的“天”作一些比较，来看一看殷商的“天”与周代的“天”在理论的关怀上有什么不同： 

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

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

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

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 

根据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康诰》中“天”凡9见，相对于《盘庚》的5见而言，《康诰》的“天”从频率上来讲，大为增加。在第一例里，“上帝”与“天”是一回事，而“文王”则成了因为勤勉修德而享受“大命”、“天命”的人。这种关系与在《盘庚》中高高在上的“先祖”、“帝”“天”彼此纠结不清的关系已经大不相同了。所以，《盘庚》与《康诰》的根本区别，实际上是在对“祖先神”的精神依托之上。据笔者统计，《盘庚》中的“先祖”“先王”“高后丕”之类的词语，共19见，而《康诰》中却连一个“祖”字都没有，仅仅提到“文王”5次，尤其是，这个“文王”已经与“上帝”分开，文本提到“文王”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绍述、继承文王的“德”，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现世中人们的“德”。而《盘庚》中的“祖先神”却与“上帝”裹挟在一起，共同形成对人间现世的宰制力量。二者确有因时代的不同而导致的“德”之内涵的不同，但是《盘庚》与《康诰》，前者是劝说臣民迁居，后者是告诫何以收取民心，主题是不一样的，这是不是也加大了二者之“德”的面向差距呢？

不过，《康诰》提出了“惟命不于常”的重要命题，与《君奭》之“天不可信”具有相同的理趣，说的是皇天授予的“大命”是不会永恒地眷顾我们的，因此必须修德。《礼记·大学》引《康诰》曰：“惟命不于常。”其《说》云：“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所以，“天”在《康诰》中的第一大特点是，与人更加亲切了，已经变得通情达理，是奖善罚恶的正义象征。《康诰》曰：“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孙星衍疏曰：“民之痛病如在汝身，戒其慎刑罚。”“敬之哉！天威之明，惟诚是辅，验之民情，大可见也。”[17] 《康诰》又曰：“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怙与祜声相近，《释诂》云：“祜，厚也。”冒，懋勉也。孙星衍疏曰：“惟时怙冒，言惟是大懋勉也。”所以，“天乃大命文王”的原因是因为文王“惟时怙冒”。《康诰》中的“天”之所以有这种亲切的感觉，是因为相对于《盘庚》中的“天”来说，它更加抽象，义理性明显加强，而《盘庚》中的“天”还纠缠于“祖”、“帝”、“天”的关系之中，主宰一切的蛮横性似乎高于一切。《盘庚》“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的意思实际上是，“上帝”与我的“高祖”站在一起，因此，上帝是我的上帝，不是你的上帝。“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释诂》云；绥者，“安也。”此谓，“我先王迁居以安汝祖、父，今汝不从令，汝祖、父将绝弃汝，不救其死，何止有伤乎？”[18] 这是在说，因为我的先祖势力强大，因此即便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你们的祖先都得听我的祖先的调遣，最终成为我政治斗争的工具。《康诰》的“天”，却因“惟命不于常”一句，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属于我们每一个敬德修业的人，天畏棐忱，惟德是辅，因此，天，绝不偏袒任何人，与《盘庚》中的“先祖神”相比，它显得铁面无私。即便是统治者，也不得不随时随地地小心谨慎：“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亦即曰“罪无在大，亦无在多，不可不责躬也，况曰其上能明达于天乎？”[19] 由此一来，周代的“天”中，明显增加了理性的内容，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天”，这一神灵中，我们看到了人类自己的尊严和精神。

这种提升的理路，还可以从《盘庚》与《康诰》的“德”的比较中看得更加清楚。上文已经指出，《盘庚》中“德”凡10见，而其中的“天”却仅5见；《康诰》中“德”凡9见，比《盘庚》还少1见，其中的“天”亦9见。如此看来，仅从数量与出现的频率上完全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但是，《盘庚》中的“德”与《康诰》中的“德”，具有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请看《康诰》中有关“德”的例证：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

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

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

呜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 

我们知道，关于“道德”的诠释，在世界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不同时代的道德就更是大相径庭。《盘庚》的“德”涵括在主宰神“先祖”、“帝”与其相关的“天”体系中，就必然地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是说盘庚的“德”是以他的“高祖”为根本性的标准的，当然，“上帝（天）”也是这种“德”的体现。由于这个“帝（天）”的力量过于强大，笼罩在它下面的“人”又过于渺小，致使每人心中所涵持的这个“德”充满了盲目的虔诚和巫术般的迷狂，“天”，在这样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命令，而人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后天的努力也就消解到这一至高无上的命令之中去了。

《康诰》中的“德”，明显地已经打破了这种封域。在第一例中，周公倡导“明德”，所谓“明德”就是说“德”已经有了明确的可以依据的标准。而且这个“明德”显然与中山王鼎之“以明其德”、《大学》之“明明德”有同样的路径，有把外在的道德规范与内在的精神融为一体的可能。因此，“明德”是内在的要求，“慎罚”是由此而导致的外在表现。“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意谓谨慎地使用刑法，不要欺负无依无靠的人，提拔贤才，尊敬贤才，处罚丧德之人，并且一定要让民众知道你所作的一切。这就是当时应该尊崇的“德”的内容。第二例中的“德”指的是文王的传统“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但是，根据下文“用保乂民”、“用康保民”来看，这个“德”说的是治理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尤其是，这一例中还有“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荀子·富国》云：“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杨倞注曰：“弘覆如天，又顺于德，乃所以宽裕汝身。”可见，《康诰》对孔子之“下学上达”，孟子的身心“践形”观都不能说没有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康诰》中的“德”指的是人自身修持的内容，它被“敬”的心态所涵咏。在周初，“敬”的观念很发达。《康诰》中“敬”字凡6见，最著名的句子，就是“敬哉！天畏棐忱”。孙星衍的疏曰：“畏与威通。棐者，《说文》云：‘辅也。’忱者，《释诂》云：‘诚也。’……，敬之哉！天威之明，惟诚是辅。”要“明德”，首先得“敬德”，没有敬，也就谈不上德。这实在是周人伟大的发明与创造！因为“敬”与“德”的有机结合，使人的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变化，或者说产生了一种互动的张力。敬，是一种承受天命的心态，是涵养“德性”的心理前提，更是对修养德性的一种导向、限定；而德，则是之所以能够永祈天命的保障，生命之性的形成又反过来加强、刺激了敬的心态的涵持。由于“天畏棐忱”，“惟诚是辅”，因此，修养德性就是争取天命的保持，于是《盘庚》中“以祖配天”的外在规定在这里就改变成了“以德配天”、“自强不息”的内在修持。这是人的觉醒，是天与人的冥合，它昭示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但是，诚如上文所言，《盘庚》并不是不重“德”的，而且更不能排除其中敬德、保民的因素，尤其是，《盘庚》是在劝说“安土重迁”的殷民“迁居”、迁都，所以，不得不以毒攻毒，必然要在说词中加强其祖先宰制的意味，加强其道德意涵中宰制的、传统的成分；而《康诰》却是刚刚经历了小邦周战胜大国殷的战争之后，探讨何以收取民心、永保国祚，因此，必然要加强其道德意涵中“以德配天”、“惟命不于常”的成分。笔者的意思是，殷商之“天”与西周之“天”，从总的趋势上来讲，区别是根本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却又不能一刀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