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辑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易》学传承，对焦延寿《易》学及《易林》作者作出完备和准确的判定。

[关键词]：《易》学传承；焦赣；京房；崔篆；《易林》作者。

《易林》旧题西汉焦赣撰，所以又名《焦氏易林》。此书以《周易》中每一卦各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变共为四千零九十六卦，各系以文辞，皆四言韵语，称为“林辞”。其用乃为占筮而设，《易林》之词，语颇雅训，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考《汉书·艺文志》所载《易》十三家，“蓍龟"十五家，不及焦氏，至《隋书·经籍志》始著录於“五行家”。因其书大旨在于占筮之用，故《四库全书》将之列于“子部术数类”。(张善文《周易辞典》)[1]

明•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中指出考核伪书之法有八：

一、核之《七略》，以观其源;(龖案：《汉书·艺文志》云：“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则所谓《七略》即《汉书·艺文志》也。)

二、核之群《志》，以观其绪;

三、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

四、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

五、核之文，以观其体;

六、核之以事，以观其时;

七、核之撰者，以观其托；

八、核之传者，以观其人。[2]

《易林》的作者问题，有四种说法：

（一）作者是焦延寿。（为前汉昭帝、宣帝时人。）

（二）作者是崔篆。（王莽时人，东汉光武帝时还在。）

（三）作者是许峻。（东汉后期人。）

（四）作者是东汉以后人。（顾炎武如是说。）（胡适《﹤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3]）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三，子部四云：《易林》十六卷，汉焦延寿撰，延寿字赣，梁人，京房师之，故《汉书》附见于《房传》。旧本《易林》首有费直之语，称王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其辞盖出于伪托，郑晓尝辨之审矣。嘉锡案：郑晓《古言》云：“《易林》十六卷世传出焦延寿，虽《隋》、《唐•经籍志》亦然。今考《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及荀悦《汉志》，皆不言焦氏著《易林》，疑今之《易林》未必出于焦氏。刻本《易林》载东莱费直曰六十卦变者，王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所撰。然刘向当成帝时校书，已有延寿《易》说，延寿非王莽时人，明矣。况直虽后于延寿，与高相同时，虽直亦非莽时人也。”[4]

乾隆乙卯优贡生山东栖霞牟庭云：“崔篆之书遥遥千余年，遂无觉者。幸而误序犹存，俾余得寻迹所由，复睹其真。校书得此旷然有发蒙之乐矣！古人遗亦，信不可忽，虽伪谬犹足珍贵若此！使余向者视为驳文，而弃置不思，何由得此乐哉？又使当时妄者稍加时地，将复改王莽为宣帝，改‘建信天水’为‘小黄令’或为‘梁国’则余今日亦茫然失据无以证明；而主人失书，终不复还，岂不惜哉？赖其人不甚知书，乃留此物证，以待余之寻究也，此天幸也！”（胡适文引）[5]

余先生又云：若牟庭相说，则即就费直旧序，推勘得之。其考证较郑氏加详矣。牟氏所作《翟云升易林校略序》云：“今世传《易林》，本有汉时旧序，云《六十四卦变占》者王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所撰也。余每观此而甚惑焉。据《汉书·儒林京房传》，焦延寿是昭、宣时人，何为乃言王莽时？焦延寿梁人也，何为而言建信天水?王莽改千乘郡曰建信，改天水郡曰填戎，则莽时有建信而无天水，且两郡不相属，建信、天水，非可兼称也。又其序假名费直，直生在宣、元间，岂知天下有王莽时人哉？《传》称焦延寿长于灾变，分卦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而京房奏考功法，论消息卦气，皆传焦氏学，殊不《易林》。《易林》乃观象玩辞，非言灾变者，何以为焦延寿之书？余窃疑知久矣，一日检《后汉书·儒林传》，孔禧拜临晋令，崔骃以《家林》筮之。又检《崔骃传》云祖篆王莽时为建新大尹，称疾去，在建武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余于是执卷而笑曰《易林》王莽时建新大尹崔延寿所作也。新、信声同，大尹形误作天水，崔形误为焦。崔篆盖字延寿，与焦赣名偶同，此所以致误也。……[6]

余嘉锡先生的《四库题要辨证》，他在子部三，叶三十一，引《鸣沙室古佚书》内《修文御览》残卷引《易林》谦之泰“白鹤珠”一条作《崔赣易林》;《太平御览》九一六引此条则已改为焦赣了。余先生又引日本人所撰类书名《秘府略》者，其中卷八引《易林》谦之大过“被锦夜行” 一条，亦题作“崔赣”。余先生说：“此必原作《崔氏易林》，后人妄改氏作赣，而妄改崔字，遂致以崔篆之姓，冠延寿之名。”大概古写本必有把“崔篆”错到不可想像的地步的。第一个通人改成“崔赣”，第二个通人又改成“焦赣”，第三个通人知道“赣”是字而延寿是名，故为“焦延寿”了。（胡适文引）[7]

赵琳《因话录》卷六有这一条：崔相国群之镇徐州，尝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册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渎，独不遇灾。”及经王智兴之变，果除秘书监也。此繇见今本《易林》坤之大畜，“渎”作“溃”，《因话录》乾字盖坤之误，此可为今本实崔篆书之佳证。（余嘉锡文引）[8]

《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七引《崔赣易林》曰：“桃弓韦戟，除残去恶。”[9]（龖案：《易林》明夷之未济曰：“桃弓韦戟，除残去恶，敌人执服。”此证《易林》当时称为《崔赣易林》也。）卷七百四十引《崔赣易林》曰：“瘿瘤痬彖（加疒旁）为身害伤。”[10]（龖再案：现行本《易林》坤之大过曰：“瘿瘤秃疥，为身疮害，疾病癃残，常不远逮。”此可证《易林》即《崔赣易林》古本作“瘿瘤痬彖（加疒旁）为身害伤，疾病癃残，常不远逮。”）盖皆延袭《修文御览》，改之未尽者。《艺文类聚》卷九十，引《崔颢易林》曰：“白鹤衔珠”，[11]( 龖又案：《艺文类聚》“崔颢”二字乃“焦赣”讹之未尽者，此亦说明唐·欧阳询著书时，就已没有标崔篆之本了。而现行本《易林》噬嗑之恒曰：“白鹤衔珠，夜食为明，亮润优渥，国岁年丰。”此再证《易林》姓崔非姓焦也。)此又抄自《修文御览》，而误赣为颢者。（此当为唐宋传写之误。）可见《易林》旧本原题崔篆，至南北朝时浅人妄改篆为赣，以到非驴非马。校者知其误也，并改崔为焦。故唐时有题焦赣之本。（适仅案：《隋书·经籍志》五行类《易林》十六卷，题焦赣撰，注云“梁又本三十二卷”，似梁录已题焦赣了。）于是曾任伪建信大尹而有地下工作崔篆之财产，遂为故小黄令倚仗门徒京房之声势，将其劫收占有矣。（余嘉锡给胡适的信）[12]台湾大通书局印行的《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册五第1927至第1952页为敦煌唐写本《修文殿御览》。其中第1936页《崔赣易林》谦之泰曰：“白鹤衔珠，夜食为明，怀胡德音，身受荣光。”龖案：此即上文余先生所言之条，现行本《易林》谦之泰作“白鹤衔珠，夜食反明，怀我德音，身受光荣”;第1949页《崔赣易林》贲之噬（龖案：原书如此，少一“嗑”字。）曰：“六人俱行，各遗其囊，黄鹄失主，无以自明。”龖案：现行本《易林》贲之噬嗑：“六人俱行，各遗其囊，黄鹄失珠，无以自明。”此明证《崔赣易林》即千年之后稍有变化的现行本《易林》。[13]

《汉书·儒林传》云:：“京房(公元前77—公元前37年)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尝云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何、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誅，自有《传》。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14]

《汉书·京房传》云：“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供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吏察举补小黄令。（《补注》先谦曰：‘小黄陈留县，今开封府陈留县东北。’）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师古曰：‘以其常先知奸邪，故欲为盗贼者，不敢起发。’《补注》苏舆曰：‘《隋书·经籍志》有京君明《推偷盗书》一卷，知此亦有术。京氏即传其师法也，又有《太一飞鸟杂决捕盗贼法》一卷不著撰人，亦传斯术者，京定课吏法，有盗贼三日不觉准罪之例，亦恃其术以难人耳。’龖案：此论至确也，京君明所受师法即焦赣之学，而并非《易林》也。）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龖案：此‘必’字为定然、肯定之义解。例如：马融《围旗赋》：‘深谋远虑兮，胜乃可必’;骄必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等。它表示对以后将要发生和定然出现的事故的猜测讲。即焦赣此言为京房亡身以前所常语。焦赣先京君明而亡，见下文论证。注意：此处若无‘必’字，当可认定君明亡身在延寿所言之前！！！）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孟康曰：‘分卦值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视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以善恶也。’《补注》引叶德輝曰：王充《论衡》云：‘《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日之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阴阳，气有升降。阳升则温，阴升则寒，寒温随卦而且至。’又《樊毅修华岳碑》云：‘风雨应卦亦本京氏说也。’）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初平四年（公元前51年）以孝廉为郎。”[15]

牟氏所著《雪泥书屋杂志》卷三又曰：“冬至日起頤四爻，第二日頤五爻云云，（按此《易林》卷首所附筮仪分卦值日之法，《学津》本有之，《士礼居》本无此篇，篇中引有储泳之说，泳乃南宋末人，明出后人附益，非古本所有。）此亦后人承误附会之说，强以分卦直日之法，合之《易林》。说似巧辨，而实非也。盖直日占验以日为卦爻，以风雨寒温为占，不用卦具者也。若合以《易林》，别有卦具，有卦具则所得有本卦，有之卦，而以直日管事卦为本卦，以所得之本卦为之卦，则余不知所得之之卦，将置之何处也？是《易林》中添不得直日法也。直日占验，六日一卦，一日一爻，若合《易林》，则以管事卦为本卦，以所得卦为之卦，而管事卦爻将不得管事乎。余又不知一日一爻之法，欲留作何用也？是直日法中添不得《易林》也。此两家必不可强合。”按此说甚精，《易林》即非以六十四卦直日用事，愈可見非焦赣所作矣，故并录之（《四库题要辨正》引）[16]

汉武帝至光武帝时，《易》学传授及相关事件表：

余先生考《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八引《陈留风俗传》曰：“昭帝时蒙人焦贡。为小黄令，路不拾遗，囹圉空虚诏迁贡，百姓挥涕守阙，求索还贡，天子所增贡之秩千石。”（此条姚振宗《汉志拾补》已引之。姚云：“按此则贡为梁国蒙县人，赖以补《史传》之略。”）据此可知延寿之时代，姑以延寿于昭帝末年为小黄令，年二十余计之，亦当生于武帝天汉、太始之间，至昭帝始元二年梁敬王之立才十余岁。由此下推至昭帝之崩，仅十一年，而延寿尚须游学数年，学成后为郡吏，又数年始以察举补县令。其游学也，未必便在敬王嗣位之初;其补小黄也，亦未必适在昭帝之末;是其由始学以至筮仕，为时不过数年，时间无乃太促乎？然则供延寿资用者，恐是梁贞王毋伤，（贞王以太始元年嗣，在位十一年薨。）而非敬王定国也。（延寿之生或当在天汉之前。）延寿之在小黄，举最当迁，有诏许增秩留，当在宣帝之世。《循吏列传序》云：“宣帝繇仄陋而登帝尊，知民事之艰难，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期罔，尤服从其教化。故三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是则增秩留任，自宣帝时始有之。观延寿之事，知此法并及于县令，不只二千石，史约言之耳。夫赣以昭帝时为小黄令，《陈留风俗传》言之甚明，则王俞谓元、成之世先生或出或处，以《易》道干梁王，诏补小黄令者时代显然不合，真无稽之言也。《京房传》言赣补小黄令，举最当迁，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是赣自补县令以至卒官，始终未离小黄，未尝有罢官复起之事也。然则姚振宗谓昭帝时，始补官，其后或出或处，至元、成间乃卒者，亦无稽也。昭帝以元平元年崩，由此下数至成帝建始元年凡四十三年。赣之初小黄，一举最即迁秩，其后乃三十年余年不迁，已为必无之事，而马国翰乃谓赣卒于王莽始建国元年，是则以一县令历事八朝，至八十年之久，尤古今史册所未闻，出于情理之外者矣。考《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字少翁）、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言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志》虽不著为元帝某年，然以京房、韦玄成二人仕履参互考之，《房传》言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建昭二年为魏郡太守，《玄成传》云：“元帝即位，以玄成为少府，迁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百官表》云：“永光元年七月辛亥，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志》称房为郎中，玄成太子太傅，必在初元四年以后，永光元年七月之前。（龖案：即公元前45年至公元前43年7月之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定此事在公元前44年。[49]乃约取其中也。）房于是时已称延寿为故小黄令，明当元帝初年延寿已卒于小黄矣。（以京房受业年令推之，知延寿宣帝中年尤在，其卒当在宣帝末或元帝初。案汉人凡去官者，皆可称为故某官，不必其人已卒。然《京房传》明言延寿卒于小黄，此称故小黄令，可见其时已卒于官矣。）顾炎武谓延寿为昭、宣时人，可谓暗合。诸家纷纷，谓延寿为元、成间人，卒于京房之后，或下逮至王莽者，皆无稽也。（王俞谓尝读历史谱系、诸家杂说，延寿当元、成之间，或出或处云云，亦因牵就书中时事致误。且谱系、杂说本多附会，不足信。）王昭君、傅太后事，延寿断断不及见，而书中言之甚明，其必出于崔篆之手无疑。[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