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大一统”在汉初及以后漫长中国历史中的主要完成形式，尽管其目标与操作、结果之间显然还有一定距离。而思想“大一统”显然是政治“大一统”的必然要求。西周以后的中国，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时代，天下分裂，民不聊生。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虽然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确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帝国，但由于国运短乍，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政治制度并没有能够深入人心。

秦亡汉兴之后，虽然重建了新的中央政权，但真正的政治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还远远未能实现。一方面，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事件时有发生，从最初七位异姓诸侯王与皇朝的分庭抗礼甚至举兵反叛，到刘邦死后朝臣对吕后势力的铲除，到文帝时诸王实力的极度膨胀，再到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帝国一统的政治局面中所潜含的不稳定因素，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从而对新兴王朝的安全直接构成了威胁。

另一方面，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处于混乱之中。高祖刘邦乃平民皇帝，于马上得天下，本无学识，不但“不好儒”，而且压根就藐视那些不通世变的“竖儒”（《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在陆贾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新语·无为》）政治的奏议获得采纳之后；叔孙通糅合、杂就了夏、商、周的“古礼”与“秦仪”并草创出一套足以使皇帝威重风光的君臣之礼，在满足了高祖的优越感和虚荣心之后，（《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汉帝国的意识形态结构于是便开始形成黄老、刑名与儒学各家并存、彼此兼容的局面。不过，从总体上看，黄老之学仍处于主导、主流的地位。

但是，随后几十年的历史变化和新形势的出现，使得问题又复杂了起来。汉初一直所奉行的黄老思想，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修养了人民百姓、增强了帝国的综合实力，但却无法适应一个泱泱帝国实现进一步发展和统一治理的现实需要。作为中央政权，在完成了国家疆域、政治体制统一的基本任务之后，接下来，就应该轮到在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做好文章了。如何在百家思想中选择与确立出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以便有效地统一、重整人群民众的精神世界，似乎已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前朝秦亡的惨痛教训，刑名法家肯定已不可用，至少也不能作为旗帜来标榜；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学，在思想本质上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帝国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实施统一治理的路向相抵触、相悖逆，根本不利于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

那么，能够选择的似乎也只剩下儒家了。儒学在主体内容和外在形式上似乎都正中统治集团的下怀。由黄老之学而儒家教化、由“无为”而“有为”的转变，其实在政界早已就在悄悄地进行了。不应忘记的是，从高祖建汉、文景之治，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从郦食其、叔孙通、贾谊，到卫绾、窦婴、田蚡、公孙弘、赵绾，等等，对儒学的权威化、官方化（即成为主导意识形态）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或一批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可以说，离开他们，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所谓“儒学的国教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也得向后推迟一段历史。

如果没有政治家们的实际操作，而仅凭儒家学者们的呼吁、呐喊是根本不可能把儒学推上历史大舞台的。文人学士的声音历来都是最脆弱的。孔子“菜色”于陈、蔡的冷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对齐宣王鼓吹了半天的仁政道理，可最终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应该是记忆犹新的。有了皇帝本人的喜好，加上朝臣的推波助澜，儒学的出炉，似乎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他著名的思想“大一统”主张的。 

四 

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及思想史上，在不断衍生的历史误解中，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由董仲舒提出并倡导的。另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甚至就被认为是董仲舒政治哲学乃至全部学术的核心和精要。于是，董仲舒便始终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韬略果真仅仅来源于一介儒生的“对册”建议吗？

儒学的“大一统”之说，起源于《春秋公羊传》。《春秋经》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对此，《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的解释是：“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所谓“大一统”的概念。按《汉书·王吉传》的说法：“《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风”指风气、教化、习俗，“贯”指连贯、穿通或习惯。显然，“大一统”已包含了国家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

《汉书·董仲舒传》的“天人三策”记载了董仲舒关于“大一统”问题的全部表述。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著名的文字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曾又牵扯出一个著名的“罢”、“尊”学案来。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十分坚信，“大一统”是“天”——这个宇宙总体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因此，尘世生活也得依据天的律则来实施“大一统”。在人事伦常世界里，首先应该是一统于“天”，即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然后，则应该是一统于“王”，即要求“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民逆，则民有逆命。”（《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春秋繁露·立元神》）这似乎就是“大一统”思想的基本原理。

然而，更为实质、更有意义或真正能够在现实的政治、文化、社会层面上生发出重大历史影响的，则应该是董仲舒由此所倡导的儒学官学化、体制化运动。一方面，董仲舒交代了自己时代的社会大背景及所存在的问题：“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然要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结果只能是君上无法获得一种统一的精神武器来行施教化之务；主导意识形态如果不尽早确立，形成“法制数变”的情势，那么，肯定要使人民百姓无所适从，而在心理观念上失去一种确定感和归宿感。

另一方面，董仲舒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与要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之术”指自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按董仲舒的理解，“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之外的学问应该一概视为“邪辟之说”。而“邪辟之说”在帝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是必须予以“灭息”的，对于它们，要“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的根本目的。

这里，最容易引起误会的就是董仲舒试图让所谓的“邪辟之说”基本“灭息”掉，希望皇上对它们“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如何理解这几个关键性的文字，是澄清董仲舒“儒学国教化”学案的要害所在。后人几乎一直都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表述董仲舒的对册建议，并把汉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儒学专制、百家禁锢的罪过全都加在了董仲舒的头上。

近世的梁启超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就曾坚持以为：“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而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说：“儒学统一云者，他学销沉之义也。”“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皆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术之大不幸也。”所以说，“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