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帝国确立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是政治“大一统”的必然结果。但统治集团的标榜、口号是一回事，而其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不仅武帝本人没有真正做到独尊与罢黜，武帝之后，儒学也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儒术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所起的作用。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董仲舒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得那么深远。

[关 键 词] 汉武帝  大一统  董仲舒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上刊载了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兼论思想方法诸问题》一文。读了该文，不免让人疑窦丛生，随便举几例：“汉代产生经学”就能证明“汉代是独尊儒学的”吗？孔子在鲁国只做过“委吏”、“乘田”之类的小吏，何以谈得上“在鲁国执政”？秦始皇长子扶苏“深受孔子儒学的影响”的根据何在？司马迁真的“听过董仲舒的讲学”吗？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三个核心问题质疑于周桂钿教授：汉武帝本人果真独尊儒术了吗？董仲舒真的“受到汉武帝赏识”过吗？由此延伸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汉武帝思想大一统的政治决策能起因于作为一介书生的董仲舒吗？看来，问题还得从汉帝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最初确立说起。 

一 

在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方面，从秦亡到汉兴，短短的十五年历史，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片幽幽的思考和意味深长的反省。建汉之初，对前朝政治作一个理论的总结和评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实际上，不妨将之看作是一场有关汉室王天下基本路数的“大讨论”。陆贾应高帝的要求著作《新语》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贾谊则写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过秦论》，其著名的结论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国家主导意识形态选择与确立的问题便提上了帝国君臣的议事日程。

秦灭六国、兼并诸侯所依靠的是铁硬的手腕和绝对的军事强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还是这套路数，显然是行不通的。秦王为政的错误，首先发生在思想认识上。即，没有能够对获取天下之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作出全面、正确的估计，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还没有彻底从战争状态下走出来，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改变策略、易弩更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兼并天下可以凭借一时强盛的武力和法家的严刑酷律，但治理国家却需要换一种手法，即通过安抚怀柔、顺服感化、仁义规劝、舆论引导等途径来赢得民心，增强统治核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攻”之道毕竟不同于“守”之道，“攻”之政也一定不同于“守”之政。所以，能不能施行仁义之政，就成了守住天下、把持江山的关键。贾谊的论点在汉初时代几乎赢得了学界与政界的广泛认同。这可能为不久将来的所谓儒学独尊大造了舆论。贾谊指责秦政废王道、酷刑法、任暴虐的潜台词是希望当朝皇帝能够摈弃霸道、知权识变而实施仁义之政。

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激烈辩驳和残酷的社会选择之后，流落到秦汉之际，所盛行的主要是黄老、刑法、阴阳与儒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曾分别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家作了评判。按照司马谈的理解，尽管诸子之间存在着不同门派的差别，但“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终归是大势。这就强调了各家学说之间存在着相互吸收、融合，彼此沟通、统一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帝国思想的大一统趋势已经从一个史学家的思考中露出了端倪。

汉初政治上的无为之治对思想界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宽松、自由学术氛围的形成。高帝建汉之初，“敢有挟书者，族”的秦律依然存在。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的直接灾祸就是学术的凋敝。大概在高帝之后，才开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惠帝四年，废挟书之律。文帝即位，更加留意于学术，曾遍寻治《尚书》者，得秦博士伏生；朝中有博士官七十余人，包括诸子传记博士、《诗》博士。又任用贾谊、晁错、公孙臣等为朝臣；一度还酝酿改制度、易服色。幸免于秦焚的古籍，此间多有出现。

自吕后至文、景之世，由于当政者奉行黄老之学，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未曾加以干预，诸子学术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就连诸侯王都倾心于学术，楚元王刘交、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的身边都聚集了一群学者，从而在朝廷以外，形成了一些学术中心。譬如，刘安就“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①]，而为其著述立说。刘德的门下，“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景十三王传》）

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宫，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又因为“书颇散亡”，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书·艺文志》）正是由于文帝以来几代君臣的努力，诸子的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司马迁以为：“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史记·太史公自序》）。学术文献的复出、收集、整理与研究，为诸子之学的再度繁荣准备了基本条件。 

二 

正是在这种宽松自由的氛围中，诸子各派几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汉初，异姓诸侯王与同姓诸侯王的并存，为纵横家的兴盛提供了舞台。郦食其是敢在高帝刘邦面前“言六国从横”的“说客”。陆贾则“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②]。邹阳、严忌、枚乘是景帝年间“皆以文辩著名”的“游士”[③]；武帝时的严助，十分善对，“以苏秦从横”为长，曾“与大臣辩论”，结果却是“大臣数诎”。[④]主父偃，“学长短从横术”，凭借口才游历于燕、赵、中山、齐之地。[⑤]至于徐乐、严安、终军、聊苍等人，在他们身上都不乏纵横家所必备的才质。

道家之学的发展更是空前的。文帝本人就是“好道家之学”[⑥]的。惠帝的丞相曹参，“其治要用黄老术”[⑦]，陈平则“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⑧]。《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即便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虽然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但仍然流行甚广，至东汉时代又趋于兴盛。

在汉初，名家、法家与道家在思想实质上似乎已经走向了统一或融合。名家重视“名”的分辨，讲求“名”与“实”的一一对应关系，强调应该“名副其实”或“名实相符”。名家的原则落实在政治哲学中则就是法家所主张的一断于法、职分严明。所以，人们常将“刑”与“名”并称。君主帝王驾御群臣，只要循名责实，清静无为，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而这岂不是黄老道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也正是由于与道家的密切关连，乘着黄老思想盛行的东风，法家思想在汉初时代的实际地位并不低。贾谊虽也倡导仁义之学，但在其重农抑商、收铜布、禁铸钱、御匈奴等政治主张中仍不时透露出明显的法家气质。作为文、景时代法家重要人物的晁错，曾“学申、商刑名”，“为人峭直刻深”，还专门教太子以“术数”。晁错关于制服匈奴、徙民守边、平削诸侯、募民受爵的系列上疏，堪称新一代法家论述耕战的代表之作。

阴阳家在汉初也有所进展。张苍、公孙臣、贾谊都是西汉前期的阴阳学大家。《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张苍为章程”，说的就是张苍继承了战国驺衍的阴阳之学，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德当建于水，色尚黑，正十月。所以，汉初的历法都依据这一原则而制定。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史记·孝文本纪》）公孙臣的建议，对后来武帝的太初改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武帝设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阴阳学又一次在理论上发挥了指导作用。

不可否认，正因为有了汉初时代的学术繁荣作铺垫及此后诸子之学的自由发展，所以，到了班固的东汉时期，研究诸子的学术流派已呈林立天下的态势，其所见的诸子著作，也是种类繁多，俨然一派“百家争鸣”的绚丽图景。据《汉书·艺文志》的统计：此时，仅“六艺”之学就有103家，3123篇，其中： 

《易》，13家，294篇。                     《书》，9家，412篇。

《诗》，28家，416篇。                     《礼》，13家，555篇。

《乐》，6家，165篇。                      《春秋》，23家，948篇。 

至于诸子，共有189家，4324篇。其中： 

儒学，53家，836篇。                       道家，37家，993篇。

阴阳家，21家，369篇。                     法家，10家，217篇。

名家，7家，36篇。                         墨家，6家，86篇。

纵横家，12家，107篇。                     杂家，20家，403篇。

农家，9家，114篇。                        小说家，15家，1380篇。 

这还不包括赋、杂赋、诗、兵、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医、经方、房中、神仙、方技等门类的大量著作。其实，这也能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即使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之后，无论在现实政治上，还是在纯粹学术上，儒学并没有获得绝对的独尊，同样，百家也没有被真正地罢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