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体现于政治理念中的"真"

　　是非之辩主要从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的层面，展示了"真"的内在意蕴和力量。与之相联系的，是政治领域的"真"。如前所述，"真"本身既与假相对而指向认识的正确性，又作为妄的否定而涉及真实的存在，这二重涵义在政治领域中获得了其独特的表现形态。
　　从先秦开始，中国人便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勾画了种种的政治理想。理想作为与现实相对者，本来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观念形态的存在，但在中国人那里，政治理想却常常与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并被理解为一种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对政治理想真实性的这种信念，又成为现实政治活动的激励力量。
　　孔子在这方面提供了典型的一例。孔子一身而兼数重角色：他既是哲学家、教育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作为政治家，孔子将周代礼制视为理想的政治制度，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便表明了这一政治立场。周代的礼制，早已出现于历史过程中，作为历史中的存在，它无疑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孔子很强调这种历史的真实性，他曾回顾了夏、殷的政治制度，但因其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而无法作出确定的判断。孔子要求多闻阙疑，也表现了对历史真实性的注重。对孔子来说，周代礼制作为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方面合乎其政治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正是这二重品格，使之获得了理想的形态。孔子一再强调他所处的现实与理想的周代礼制之间的距离，要求恢复周礼，回到周代的政治制度。这无疑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同时又表现为回归历史中的真实存在。
　　理想的真实性之维，赋予现实的政治实践以内在的动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在春秋末年遑遑栖栖，颠簸奔走于列国，其间经受了种种的困厄和磨难：诸侯的冷遇，权臣的谗害，匡人的围困，隐士的奚落，等等。但不管遇到何种挫折，孔子都不为所屈，始终保持人能弘道的高度自信。是什么力量使孔子如此百折不挠？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对其政治理想真实性的信念，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孔子看来，作为理想政治形态的周代礼制，并不是观念中的虚构，而是历史中的真实存在；正是这种真实性，吸引着他为之而不懈努力。不妨说，对理想之"真"的信念，构成了内在的精神支柱和力量，而后者在现实的践中往往又进而化为强大的政治热忱。
　　政治理想与"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政治实践的激励作用，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具有普遍性。孔子之后，孟子便几乎重演了孔子演过的历史剧。当然，在政治理想的内涵上，孟子的理解与孔子有所不同：他不再以恢复周礼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是将实现仁政作为政治理想。尽管其政治理想事实上已折射了新的时代特征，但在规定仁政的具体内容时，孟子又将其与殷周时代的井田制等联系起来，亦即赋予仁政以历史的真实性。与之相联系的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预设：相应于圣王的周而复始，是历史过程中政治结构的不断重现。仁政理想与历史之"真"的这种联系，使孟子进而形成了"舍我其谁"的政治自信，而他以"后车数十，从者数百"奔走于各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自信。
　　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和人物之中。以道家而言，其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与儒家无疑颇相径庭，但在肯定这种理想与历史之"真"这一点上，与孔子和孟子又有相通之处。老子以小国寡民为理想的社会形态，这是一种以自然为原则的前文明的社会，它与奠基于仁义礼制的文明化社会形成了对照。在老子看来，仁义礼制等文明的形态，是对自然原则的偏离，而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则以自然为原则，它较仁义礼制的文明社会具有更为本原的特点：所谓"大道废，有仁义"，便表明了这一点。不难看到，这里同样蕴含着小国寡民理想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信念：在仁义礼制出现以前，以自然为原则的小国寡民社会形态已是一种实然；换言之，理想的完美性与理想之"真"在老子那里融合为一。同样，在庄子那里，理想的所谓"至德之世"，也被理解为较文明社会更本真的存在，而理想社会的这种"真"，又构成了其批评当时各种社会现象的出发点。
　　政治理想与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合一，贯穿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演进过程。理想在过去－－理想是历史中的真实存在，似乎构成了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理想应当奠基于"真"的信念下，一方面，理想因其以"真"为基础而获得了深沉的力量，并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的社会变革，往往取得了托古改制的形式，从孔子的恢复周礼，到康有为以《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的根据，无不表明了这一点。以历史和理想的沟通为中介，"真"展示了它在政治文化中的制约作用。
从政治实践的操作层面看，"真"又作为规范性的观念，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了不少有作为的君主和为政清廉的官吏，这些君主和官吏常常被称为"明君"和"清官"。君主的所谓"明"，包括全面地听取不同意见，知贤识能、任人得当，把握全局，正确决策，等等；官吏的"清"，既是廉洁不贪，又指办事明正。在治国经世的实践领域中，"明"、"清"，都包含着尊重事实、求真求是的向度。以君主之"明"而言，兼听各方意见，意味着全面地考察对象的真实状况；任人唯贤，以了解被任用者的"真"德性、"真"才干为前提；正确的决策，则以真实地把握全局的各个方面为出发点。以官吏之"清"或"正"而言，揭示事实真相，秉公执法，往往构成了其中重要的方面；在断狱办案中，平反错案、冤案，便具体表现为一个弄清事实"真"相、由不真实（"假"）回归真实的过程，历史上为人传颂的"青天"或"清官"，其特点之一即在于不为假象所惑，勇于面对真实。
　　中国政治文化在其历史演进中，曾形成了一种明正清廉传统；对"真"的以上追求，无疑有助于这种传统的形成。在求真的形式下实现政治的清明，这一传统在近代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革"以后，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相继、彼此呼应的，便是冤、假、错案的大规模平反，尽管它已超越了个别的"青天"或清官行为，而表现为更深刻的政治运动，但在回归历史的真实这一点上，却与以上的政治文化传统存在历史的理系。如果说，真理标准的讨论主要在观念的层面（指导思想上）确认了求真的原则，那么，冤、假、错案的平反，则在政治实践的领域中，具体地贯彻了这一原则。
　　面向真实、回归真实不仅被理解为一种为政的原则，而且往往在另一意义上成为内在的政治品格。相对于其他领域，政治实践中坚持"真"的原则往往更为困难：对个人而言，讲真话常常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然而，也正是这一特点，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成了另一传统，即坚持真理，不畏权势。历史上，曾出现了不少敢于面对事实，秉公直言的志士，他们或者为了匡正君主的过失而抗疏强谏，或者为了维护政治的清明而弹劾权臣，或者为了伸张正义而力拒谗言，很多人往往因此而被解职、上刑、下狱、乃至处以极刑。然而，尽管知道讲真话会带来以上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但对"真"的执着，却使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仍然不懈地去敞开真实的世界。
　　讲真话，敢直言意义上的"真"，既是如实地反映事实的真相，又指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意愿；前者涉及外部世界，后者则关乎自我的内在世界。李贽曾提出童心说，而童心的特点即在于"绝假纯真"，在此意义上，童心又被称为"真心"。真心即自我真实的精神世界，从回归真心的要求出发，李贽主张如实地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虚伪地加以矫饰，一旦情积于胸，便可不拘形式，随情渲露；也正是从敞开真心的要求出发，李贽大胆表达了与正统的观念相对立的价值原则，亦即向正统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而他自己则因此而身陷囹圄，最后自刎于狱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贽是中世纪为"真"而殉身的志士之一。
　　近代以来，回归"真"的世界与对政治理想的执着相互交融，往往凝结为一种更普遍的精神力量。19世纪末，维新变法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理想，相对于"从周"、"仁政"等传统的政治理想，作为近代政治理想的维新变法，其真实性已不仅仅被理解为历史中的存在：尽管它有时亦取得托古改制的形式，但就其实质而言，它在相当程度上已开始指向未来。然而，虽然对理想所以为真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对这种理想的具有真实的根据这一点，近代的志士却坚信不疑：对严复、梁启超等辈来说，近代的文化政治模式在近代西方已不断地由理想转化为现实，因而已经获得了真实的品格。正是这种确信，使维新志士面对种种阻力，甚至身处艰险之境，仍然为了实现变法的政治理想而奔走努力。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之后，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凌云之志，从容赴义；这里既有为理想而献身的悲壮，也有真实的理想必然将成为现实的自信。
　　在20世纪的共产党人那里，政治理想与"真"的联系，同样构成了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当然，就具体的内涵而言，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以往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以"真"为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却同样得到了确认。夏明翰的著名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极为典型地表达了对理想之"真"的信念，同时也展示了这种信念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主义"给人提供了理想，"真"既表明了"主义"的正确，也意味着理想以真实的存在为根据，而这二重意义上的"真"，又通过人们的信念而转化内在的精神力量，并激励着人们为之而献身。在"只要主义真"的感召下，无数共产党人慷慨赴义，舍生忘死，以生命去实现真实的理想。在这里，对"真"的追求，已作为一种现实的创造力量，融入了中国近代革命的漫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