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真"这个词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当然，最初其词义与现代汉语中的"真"并不完全重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缺乏"真"的观念。事实上，以"真"为内涵的词，从先秦以来便深深地融合于中国文化。宽泛而言，"真"或表达"真"的词，其内涵有多重维度。从认识论上看，"真"首先与假相对，这一意义上的"真"，往往指正确的知识，近于现在所谓真理。在中国文化中，作为真理的"真"，更多地以"是"的形态出现，所谓是非之辩，便涉及认识意义上的真假。"真"的另一涵义是"诚"，诚与伪相对，往往指真诚的人格、德性或行为。"真"的第三个基本涵义是"实"，指真实的存在，与之相对的是"妄"，妄即不实或虚幻。此外，"真"还指审美意义上的自然或本然，本真之美常常与人为的矫饰相对；"真"作为"俗"的对立面，往往亦与与终极的关怀相联系，所谓"真如"，"真宰"等等，都超越了世俗的世界而指向终极意义上的存在。"真"的如上涵义通过化为人们的具体观念、行为，在中国文化的演进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一、作为"是"的"真"

　　从认识的层面看，"真"首先表现为知识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常常以"是"来表示。早在先秦，墨家已指出，逻辑思维的功能和作用在于"明是非之分"，知识的真在这里就表现为"是"。与墨家一样，儒家也一再强调辩是非，以获得所谓真的知识；孔子要求多闻多见，对不可靠的知识持存疑的态度（多闻阙疑），便表现了对真知识（"是"）的追求。
　　在"是"的形式下，"真"首先具体化为一种求知的观念和态度。对主体而言，"真"往往体现为实事求是的要求。孔子已指出，知道的就说知道， 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明智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以不知为知构成了对照：前者表现了认识上的真实性，后者则是一种虚假的态度。儒家的经典《大学》强调毋自欺，亦以真实性（不自我欺骗）为认识的基本立场。对中国人来说，认识主体的这种真实态度，既是伦理意义上的美德，又是达到知识上之"是"的前提。
　　与认识主体的真实性规定相应，在认识与对象的关系上，如实地把握对象，构成了求知过程的基本要求。《易传》提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此解释《易经》中卦象的形成，而卦象的作用则被理解为"类万物之情"（揭示对象的真实状态）。《易经》本是一部占卜的书，其内容似乎应疏离现实界，但在中国的哲人看来，情况却刚好相反：卦象的可靠性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导源于真实的现实。在这里，事实之"真"与观念之"真"被视为相互关联的二个方面，而这种统一性又构成了确信《易经》中诸卦象普遍有效的根据。
　　在认识过程中，"真"的观念居于更为核心的地位。孔子已提出了"四毋"的要求，即不要凭空臆想，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其中的核心是反对主观独断。《管子》一书也一再主张排除主观成见，从客观对象本身出发（舍己而以物为法），直到宋明时期，朱熹等思想家仍把从对象本身出发，撇开先入之见（以物观物，不可先立己见）视为研究和治学的基本原则。物我、主客的这种分疏、辨析所指向的，不外乎"求是"（获得正确的认识）：主观的成见往往遮蔽对象，惟有从事实出发，才能得其真相。
　　从知识与学术的层面看，"真"观念的现实力量主要展开于科学及人文研究的的领域。中国古代在科学研究方面曾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这些科学的领域大致集中于天文学、农学、医学、数学等。天文学主要建立在实际的观察及数学的推论之上，天文的研究要求细致地观察星象（行星、恒星等）的位置、变化等，这种观察以得其真为宗旨，它构成了建立天象坐标系统的前提。从先秦到近代，中国人就十分注重各种天象真实状态的观察和记录，早在春秋时期，以日食而言，仅《春秋》一书，就记载了37次，其中33次已被证明是可靠的，数量之多和可靠程度之高，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罕见其匹。在医学领域，先秦已出现了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四者构成了了解疾病真实状况的相关环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等分别从治疗过程、药物属性等方面，突出了正确地把握病理、了解药物作用的意义，而贯穿其间的原则之一，便是求真。
　　人们往往批评中国人注重实用，而缺乏为真而求真的精神，甚而以"实用理性"概括中国思维的特点。诚然，中国人很早就比较关注实际的需要，重视解决具体的问题，但不能因此便推断中国人缺乏求真的意识。致用与求真在中国人的思维传统中并不是彼此排斥的，求真固然往往以致用为指归，但致用本身也总是以求真为前提，在科学的领域尤其是如此。以天文的研究而言，这一领域诚然与解决农业、历法等问题相联系，但获得天象的真实材料（得其真）却是首要的出发点；在天文观察的过程中，"真"本身就构成了目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没有对"真"的追求，也就不会有中国传统科学文化。
　　与科学领域的"真"相联系的，是人文学科中的"真"。中国古代当然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但近于近代人文学科的一些学术分支却已出现，文献考证、文字训诂等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早在两汉时期，古文经学已对经典中的语言文字作了种种训释，并由此在经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注重训诂考证的传统，它在尔后的历史演进中绵绵相续，至清代，这一学术支脉进一步取得了朴学的形式，从清初到乾嘉时期，训诂、考证之学浸浸然成为一代显学。训诂、文献考证等等的中心原则是"实事求是"，在文献考证等成为显学的清代，"实事求是"几乎被视为治学的第一原理。这里的"事实"，是古代的文献以及其中的文字材料等，"求"即研究过程，"是"则指真实（本来如此）的形态。在小学（语言文字学）中，"是"或指文字的原始涵义（古义），或指文字的原始读音（古音）；在校勘中，"是"相对于后世传抄过程的讹误而言，指文献（古籍）的本来形态；在辩伪中，"是"主要指伪作的真实作者和真实年代等。以"求是"（求真）为学术研究的理想，中国传统的文献考据等人文学科取得了难以抹去的文化成果。
　　以"是"为形式的真观念，不仅仅指向事实界的真，而且具有价值观的意义。墨家主张"明是非之分"，既意味着区分真实的事实与虚假的现象，也蕴含着分辨价值观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儒家一系的孟子，更多地从价值观的层面，对是非之辩作了强调。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当时各家各派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提出了各自的哲学理论、政治主张，形成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历史格局。孟子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儒家之外的各家之说，都不过是淫辞邪说，他们的存在，对圣王之道构成了一种威胁；欲维护圣王之道，便应当息邪说，拒淫辞。
　　圣王之道在这里首先被理解为一种最高的真理，相对于儒家之道，诸子百家的学说都不过是一偏之见，并相应地远离了普遍的真理。"真"在取得了道的形式之后，同时成为判断是非的至上准则。作为评判是非最高的真理，道所指涉的当然不仅仅是事实界的"真"，而更多地是价值观意义上的正当。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与是非之辩相联系的"真"，一开始便具有二重涵义：它既指认知意义上的"真"，又指评价意义上的"真"；如果说，在科学与人文研究的领域，"真"主要具有认知的意义，那么，在意识形态的领域，"真"则更多地具有评价的意义。
　　孟子要求息邪说、拒淫辞，已表现出定于一尊的意向：除了儒家所代表的圣王之道外，百家之言都应加以屏除。在这里，以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真理，已具有某种超然的性质。孟子之后，荀子提出"非十二子"，对先秦各家学说作了更系统的抨击，并由此主张"以道壹人"（以普遍之道来统一人们的观念），其中也蕴含着在认同真理的形式下统一意识形态的趋向。至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意识形态的统一逐渐成为政治现实。在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下，儒家的经典被视为权威的象征，而其中的义理则被规定为绝对真理。
　　儒学独尊的直接历史结果之一，是经学的形成。汉武帝时已设五经博士，经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形式。自两汉至清代，经学薪火相传，形成了悠深的传统。从具体的形态看，经学在其衍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各个学派的侧重往往彼此相异。但作为经学，它们又总是有共同的的特点。经学的共同特征首先在于，它一开始便预设了一套真理系统，这种真理系统也就是经典所内含的义理。对经学来说，经典中的义理，是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这种义理只能加以领会和接受，而不能怀疑和批评；清代的王鸣盛曾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一点："治经则断不敢驳经。"与之相应，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外乎对经学义理的注释、疏解，亦即对已有真理的阐发。
从经典的义理即绝对真理这一预设出发，五经在是非之辩中往往获得了独特的地位。学术上的争论、日常的意见分歧，乃至治国实践中的治狱断案，最后往往都诉诸五经。董仲舒在西汉时已提出了以《春秋》决狱的主张，其前提即是作为经的《春秋》已穷尽了历史中的真理系统，因而可以用它来处理和应付现实中的各种案例。学术上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同样通过引经据典的形式展开，并最终折衷定夺于五经：经义在此已成为真理的化身。经学对"真"的这种理解，明显地具有独断的性质："真"似乎仅仅表现为一种不变的、既定的教条，它超越时空而永恒存在。儒家的经典在被赋予永真的性质之后，又进一步成为评判、权衡一切是非的最高准则。
　　"真"通过经学而形上化后，既展示为超越的文化力量，又构成了支配人们言行的至上权威。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经学不仅趋向于独断的思维方式，而且内含着普遍的规范系统。这种规范系统或者取得名教这样较为浓重的政治形态，或者以天理的超验形式出现；不管其形式如何，规范都往往既被理解为实然（事实界的真实存在），又被规定为当然（价值领域的应当）；从而，事实界的真，与价值界的应当常常合而为一。从名教看，早在汉代，董仲舒已将其本原归之于天，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便表明了这一点；以天理而言，它是超验的存在，也是制约君臣、父子、夫妇等等伦常的普遍原则；作为万物的终极根据，天理同时被视为最真实的存在，这种"真"，使其内含的规范之维在形式上也获得了某种现实性。从这一意义上看，"真"似乎又赋予"善"（价值领域的应当）以一种内在的力量。
　　作为最真实的存在，天道、理等亦被赋予了必然的性质：一切实然的根据本身总是具有存在的必然性。以天道、理等为形式的普遍规范，在获得"真"的品格的同时，同样也被赋予了某种必然的规定。事实上，从汉儒到宋儒，都一再地强调普遍规范的必然制约性。宋代的理学家常常在以天理为最真实的存在这一前提下，将当然与必然合而为一。以儒家的最一般行为准则"仁"而言，宋儒往往将其理解为"天所以命我而不可以不为之理"，天之所命，表现了规范的超验根源，不可以不为，则突出了规范的必然性质。这种必然性，有时往往被赋予宿命的特征，理学家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便极为典型地表现了对规范宿命性的肯定。
　　从"真"（实然）与当然（普遍规范）的相融，到当然与必然的合一，最后由确认规范的必然性进而肯定规范的命定性，"真"越来越被赋予某种价值观的意蕴。"真"与价值观的这种交融，使普遍的规范似乎获得了本体论的根据，并相应地具有了某种合理性的形式。在规范具有真实根据的确信中，规范本身往往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规范之所以对人们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和广泛的范导作用，与规范具有真实性这一信念显然不无关系。然而，"真"在赋予规范以合理性的形式的同时，也使规范本身获得了与人相对的超验品格。宋明时期，作为"真"（实然）与善（当然）统一的理，往往成为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抑制力量，由此甚至导致了戴震所批评的"以理杀人"的历史现象。
　　总之，作为"是"的真既表现为认知意义上的真理，又指向价值观意义上的正当，前者主要展开于科学研究及人文研究的过程，并在清代朴学中取得了较为典型的形态；后者伴随着正统意识形态的建构，并具体化于经学的思维方式，又体现于规范系统与天道、天理的融合过程之中。在文化的这种演进过程中，"真"既展示了实证的意义（事实认知领域的真），又被赋予某种超验的形式；从而，"真"本身也相应地既呈现为事实领域的范导原则，又表现为价值领域的支配力量。
　　近代以来，"真"的以上二重维度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延续。尽管近代剧烈的社会变迁，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使为学术而学术之类的主张，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同，但得其"真"依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并激励着人们为之而努力。从自然科学的探索，到人文学科的研究，求真往往构成了一种动力因。胡适在谈到国故研究时，便把"为真理而求真理"规定为基本的原则，并要求将狭隘的功利观念从其中剔除出去；傅斯年则将发掘真实的史料视为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这种看法上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对近代文献的整理、史料的辨析等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里，"真"的观念仍不失为文化的创造力量。
　　与事实领域的"真"相联系的，是价值领域的"真"。近代以来，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尽管对"真"或以"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真"理解各异，但"真"或"是"的权威性却仍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观点对峙的各方，往往相互论证自己的"真"或"是"，批评对方之"假"或"非"。从维新派与保守派、改良派与革命派之争，到中国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及经验主义的论战，辨别"真"或"是"总是构成了重要的论题。
如前所述，传统的经学在求"真"和求"是"的形式下，逐渐形成了以经典、经义为绝对真理的预设，而作为真理化身的经义又进而被规定为评判是非的最高准则。这种经学的思维方式在近代并没有完全终结。以20世纪革命阵营中的教条主义者而言，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不变的教条，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个别词句视为绝对真理，"文革"期间，甚而有"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之说。这种独断化的"真"、"是"，既被运用为论证某种主张的手段，又常常衍化为禁锢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20世纪的30年代，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曾指责毛泽东所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回到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往往被扼杀了。这里的"真"，似乎已成为一种权威的符号，而这种符号又常常被用以抑制创造性的思考。
　　颇有意味的是，"真"既常常被权威化，并借用为禁锢、抑制人们思想的工具，也往往成为解构权威、冲破禁锢的手段；后者较为典型的一例，是20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的讨论。真理标准的这场讨论，以"文革"期间及"文革"之后独断论的盛行为其历史前提。"文革"时期，领袖人物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真理，所谓"句句是真理"，便表明了这一点。"真"似乎成为领袖的专利，而援引领袖的话，则取代了对事实之"真"的探索和研究，这种思维方式明显地受到了传统经学独断论的影响。"文革"之后的一段时间中，以领袖的个别词句为绝对真理，并以这种"真"和"是"压制创造性的变革，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以此为背景，真理标准的讨论，将主要的问题引向何者为"真"以及如何确定"真"，而判断"真"的标准，则由经典或领袖的个别词句，转换为人的社会实践。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共识中，以领袖和经典的个别词句为绝对真理的独断论开始被解构，而面向实际的创造性思考则获得了内在的根据。不难看出，整个问题仍然围绕着"真"而展开，而追求"真"、从独断的"真"返归实践中的"真"，则构成了解放思想、冲破禁锢的历史序曲。在这里，"真"这个关键词中所蕴含的观念，再一次显示了其深沉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