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追求物质享乐是人之“本性”，是人之常情，根本用不着鼓励，相反要加以限制与抑制。改革开放之初提出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极其特殊的现象，决非历史的常态。中国历朝历代的常态是“存天理，灭人欲”。如今当然谈不上“灭人欲”，但再也不能火上浇油了，否则真要欲火焚身了。
    老子说：“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以德治国要行“天道”——扬善抑恶，名利分流。
    扬善抑恶，是提倡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反对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拜物教形成的货币崇拜，促使人们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只重结果不顾手段，用金钱的光芒装扮自己，可以洗刷一切不道德的罪名。而不择手段的非道德成功，又会进一步产生示范作用，进一步加剧社会非道德化倾向，使后来者变得更加急切和贪婪，从而造成了更大混乱与无序，使社会交往和竞争陷入恶性循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实用主义的价值标准是腐蚀大陆社会道德的一剂毒药。
    目前大陆是一个唯“实”的社会，“实”字充塞视听，俗不可耐。殊不知清谈误国，庸俗也会害国。过分的贬“虚”、求“实”，舍“名”、逐“利”对一个社会来说也是一种片面性，是一种浮躁。务虚与务实不是截然对立的。如果务虚是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就应当提倡；如果注重名节是遵守道德规范、讲求原则，就更应当表彰。
    社会本应是多种角色的复合体。社会分工使人们在职业、身份等方面有所差别，担任不同的社会角色。各种职业与角色都为社会所需要，都有自身的社会价值，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也都应当自尊和具有职业的荣誉感和职业道德。多种社会角色、多种社会职能自然形成了价值选择的多样性，社会评价的多重性。从事不同职业、担任不同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都应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这本应是任何一个成熟稳定社会的正常现象。
    但遗憾的是：目前大陆社会的角色意识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混乱，过分地向金钱、权势倾斜。大款、权贵成了绝对英雄，这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甚至是危险的。成语道：安分守己。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已注意到社会成员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重要性。《论语》：“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这里讲的“不均”不是指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是指人们不能安分守己、各得其所。收入高、权力大本不应是惟一的社会价值，更不能抹杀其他职业和身份的价值，但现在有钱、有权即是一切，社会舆论对金钱、财富、权势阿谀献媚，“中关村”一下出了50个“英雄”。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对普通、平凡的劳动者的疏远、甚至鄙视。一次大陆某地中学生中的职业取向的调查中显示，工人被排列最后，仅占2%左右。高收入、高地位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稀缺资源，注定与大款、高官无缘的社会大多数成员本应有其他的生活意义，也应自己的人生追求，但目前是社会舆论一边倒，风气对钱、权趋之若骛。有的乡村的农家墙上赫然刷着大标语——“谁致富谁光荣，谁受穷谁无能”。富者为尊、有钱有理、名利双收，贫者为贱、没钱可鄙、名利皆空。如此荒谬的逻辑、如此恶劣的风气，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精英的张狂、浮夸、虚妄；另一方面造成了普遍民众的心理焦虑，结果必然是物欲汹涌、人心惶惶。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照此以往，天下不乱何哉？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如今中国社会也不可能走回以前的老路上去，阻止人们对金钱与物质利益的追求。面对现实，应当采取的是“德利分流”的原则，将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分别引向两个方向，疏导人们欲望。通过建立分别的竞比系统，使不同的社会群体获得各自的生活目标、工作的动力，从中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获取生命的意义。平凡的劳动、无私的奉献、高尚的行为，应当成为社会道德表彰的主要对象。有德者高扬其名，获利者专获其利。少获利者多得名，多获利者少得名。不可让少数人名利双收，让多数人名利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