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日本联合苏俄，借以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外援，这在斗争策略上无疑是合理的，而当时的苏俄也确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但是，孙中山的善良愿望毕竟改变不了严酷的现实。在帝国主义时代，公理与强权之战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但公理并非一定都能战胜强权。各个国家的世界战略考虑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而国际斗争的胜负则主要取决于对立双方的国力。因此，代表公理的“受屈者”与代表强权的“横暴者”之间的斗争，便必然是长期、复杂而艰苦的，而国际无信义的丑恶现象则比比皆是。因此，孙中山把争取日本支持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犬养毅的入阁并得行其志，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孙中山对于苏俄也缺乏更为深切的了解。他认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苏俄立国之主义，不过如此而已，有何足畏！况日本为尊孔之国，而对此应先表欢迎以为列国倡，方不失为东方文明之国也。”（注：《孙中山选集》，第535～536页。）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何况此后苏联随着国力的上升，沙皇时期的大俄罗斯主义遗毒渐行泛滥，在国外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推行霸权主义，也并非始终是中国最忠诚可靠的盟友。
　　但是，决不能把孙中山看作空想家，他的上述话语很多是从斗争策略考虑。享有“世界公民”美誉的孙中山并非一个世界主义者。他把世界主义当作一个崇高而又遥远的政治理想，然而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实行民族主义，因为如果没有各民族的独立与平等地位，世界主义便是卑劣的欺骗。他明确指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主义：一种是帝国主义用以“煽惑”被压迫民族放弃民族防线的虚伪世界主义；另一种则是以苏俄与中国为代表的以民族的独立、平等为基础的真诚的世界主义。其结论是：“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孙中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叫作民族主义，并且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才能实现整体人类的世界主义，也就是真正的世界大同——这就是孙中山的理想世界，也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三）
　　孙中山无疑是本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世界。他的思想和学说是中国也是世界的宝贵精神遗产，其合理内核在现今乃至未来都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时至今日，世界格局已与本世纪初有很大区别。作为“横暴者”的西方列强，势力明显削弱，作为“受屈者”的亚洲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则都已获得独立或至少半独立，被孙中山称为“受屈者之中坚”的中国，更是坚定不移地走上举世瞩目的富强之路。但是，冷战时期结束以后的世界并不太平。人们都说二十一世纪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而眼前所看到的严酷现实却是作为“横暴者”的少数大国依然横行于世界，明争暗夺，纵横捭阖，局部战争连年不断，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现代战争造成更为残酷的人类灾祸。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本来已走向多元化和多极化，可是美国却想谋求一元化和单极化的独霸地位。美国和北约协同对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小国狂轰滥炸，便是在二十一世纪前夜发出的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
　　本世纪的西方人曾断言：“再来之世界必为黄白之战争”。现今的某些欧美政治学家则预测：新的世纪东西文化冲突必将成为最大的危险。其实这些高谈阔论都有意无意地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即孙中山所早已明确提示的“公理与强权之战”。现代国际战争的挑起者，无论是打着人道或是什么国际新秩序维护者的美丽幌子，骨子里都是为着市场、资源与霸权。而亚洲某些国家领导人所标榜的所谓“亚洲价值观”，其实也并非本国多数民众所认同的本土文化真正的精粹，他们极力维持的乃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极权统治。把广大“受屈者”联合起来对抗“横暴者”的欺凌，仍然是孙中山遗嘱要求我们完成而仍然须要继续的艰苦工作。公理战胜强权，也仍然是一个现今还难以完全实现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