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所接受的大同思想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包括中国的社会根本改造，更包括国际格局的根本重建，本文着重研究其后者。
（一）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经常题写的词句，而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则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是紧密联系的，有时甚至可以理解为同义词语。但是，孙中山对于“天下”的认识，与所有中国人一样，都有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浅转深的过程。12岁以前，孙中山不仅对海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就是对于翠亨村以外的中国也知之甚少。作为贫苦农家子弟，童年孙中山心目中的世界是狭小的，不过是以家族为轴心的方圆数里或十余里的小天地。尽管父亲曾在澳门谋生，叔父和哥哥也去美国做工，但由于信息媒介的匮乏，他很难对海外的广阔世界形成任何清晰的概念。
世界观念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2岁以后。当他踏上前往夏威夷的旅途，“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注：《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版）第1卷， 第47页。）西方近代文明最初是通过海上传入中国的，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人的心目中，轮船不仅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载体，而其本身就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正是“轮舟之奇”，使这个乡村少年看到了远比伶仃洋更为辽阔的太平洋，并且被吸引到一个新的世界，尽管夏威夷不过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边缘。
从1879 年开始， 孙中山先后就读于夏威夷意奥兰尼学校（IolaniCollege, Honolulu）、香港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 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香港西医书院（ The College of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学习勤奋，成绩优异。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少数接受了比较完备的西方近代教育的先进中国人之一。正如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所言：“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
至此，孙中山所了解的，已经不是中国古代那样狭小的“天下”，也不是清王朝那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是地理的，而且也是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乃至是军事的。这个世界给孙中山留下的印象也是复杂的，貌似完整而实为分裂，各个地区之间与各个国家之间，既有文明程度的差异，又有国际地位的区别。正如那些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先驱一样，他发现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业已西化的日本，而且还处于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悲惨地位。但是他与那些先驱（如郭嵩焘、薛福成等）又有所不同，既非儒学濡染甚深的传统士大夫，更与清朝的官僚体系毫无渊源。他不满足于“中体西用”，不满足于体制内的枝节改革，他要求全面学习西方的长处，谋求整体改革乃至摧毁旧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解放与富强。他在1896年10月伦敦蒙难以后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心，所以对英国新闻界发表公开信说：“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注：《致伦敦各报主笔函》，《孙中山选集》第一卷，第36页。）次年3月，他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进一步指出：“（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注：《孙中山选集》第一卷，第88页。）
但是，对于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变化而言，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在伦敦蒙难获释后滞留英国期间的苦读、交游与对西方社会的实地观察。在大英博物院等机构的图书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工矿、农牧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对于亨利•乔治的著作产生浓厚兴趣。同时，他也曾多次参观访问宪政俱乐部、农业馆家禽展览会、工艺展览会等处，以求对这个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国家的实际情况有较真切的了解。此外，他与流亡在伦敦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爱尔兰土地联盟的组织者、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费边社分子，以及美国的单一税论者，也有多方面的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