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交互影响，使孙中山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局限于“排满”、反清和简单地效法西方的民主制度。他开始认识到，西方世界并非完美无缺的理想境界。工业革命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未使资本主义世界臻于至善，却造成与日俱增的贫富悬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必将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而社会主义运动则将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在二十年代初始，孙中山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简略而又生动的画面：“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注：《〈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页。）为了纠正近代西方文明的缺失，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之外，又揭＠①出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为依托的民生主义虽然不无空想成分，但其追求均富与共享社会福祉的理念，则颇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有所相通。
　　但是，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往昔的古朴的大同学说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别，除了其构想内容建筑于对现代文明的深切体认以外，还在于他把传统“天下”的狭小范围扩大到真实的整体的世界。孙中山的大同思想不仅限于中国国内，而且包括世界各国，特别是还包括了各国之间的平等和睦相处关系。
　　1897年，孙中山离开英国，经由加拿大到达日本，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大亚细亚主义者结识并建立合作关系。宫崎在初次见面时就鼓吹：“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兴灭国，继绝世，用其方新之力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者，天理人心之所会也。”孙中山赞同中日联合，更赞同亚洲各被压迫国家联合，共同阻遏殖民主义的“西势东渐之凶锋”，但是却不赞成过分强调个别国家的特殊国家利益。他向宫崎坦率表明自己的志向是“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中国人，更为了世界人类”，而兴起革命军（注：宫崎滔天著、林启彦改译：《三十三年之梦》，广州花城、香港三联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这就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10年以后，1907年中印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由章太炎执笔的《亚洲和亲会约章》在日本尚有收藏者，其封里印有英文“The Asiatic Humanitation　Brotherhood ”。 Humanitation 可能系Humanitarian之误植，如此则亚洲和亲会亦有博爱兄弟会之含意。 约章宣称：“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盟誓，则馨香祷祝之迎之也。”还规定：“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这可以看作是对于孙中山世界大同思想的某种响应和推广。
　　　　　　（二）
　　二十世纪最初10年，由于连续而又频繁地组织武装起义，孙中山的大量精力用于筹款和策划，未能就世界大同思想作进一步的论述。但是，民国成立以后政权却落在并无共和思想的旧官僚袁世凯手中，其后讨袁、护法等战争的艰苦奋斗，也未能改变大小军阀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的黑暗局面。这一切都使孙中山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同时也使孙中山对世情与国情的认识进入一个更为深刻的层次。可以这样认为，孙中山在其晚年把他的大同思想作了更明确的论析。
　　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开始在广州国立高等学堂演讲三民主义，每周一次，至8月24日因对付商团叛乱及准备北伐而中辍， 这是孙中山思想主体部分较为全面系统的表述。在《民族主义》第6讲的末尾， 孙中山总结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