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形而上体系即儒学的形而上体系中的每一范畴均如德一样是形上与形下的结合,是一体两面,是两个向度的融合,在每一处都体现了合一,具有形上性质或有对形上的追求及对其所在范围的引导、统率、概括、融会和贯穿的力量,以及具有形下性质或有对形下的实践性及对其形上本原的表现和实践。因为德是天道化入人心而成,“五行”又为德所化成,而五行又都有“形于内”和“不形于内”两方面,是这两面的结合,所以这些范畴本身都是“形于内”和“不形于内”的结合,是与心、与德进而与天道一致的形上与形下的同体或结合,“形于内”和“不形于内”、形上与形下的合一即是“天人合一”。如此呈现出和形成、决定了整个体系的天人合一,而整个体系的天人合一又反过来促成每个体系中的范畴的一体两面性,从整体到分散都体现了天人合一,整个体系的天人合一决定并成就了此天人体系。前面说了此体系具有特殊性,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特殊性就在于整个体系及体系中各组成要素均体现为形上与形下的统一,表现在《五行》则是“形于内”和“不形于内”的统一。牟宗三先生在谈到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时说,“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里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18)既以“生命”为主要课题,那么,使生命在“天”之中安顿便是首要问题,在人、在生命中处于“君”的地位的“心”就成了关键,而心即“内”,那么,“形于内”和“不形于内”就决定了整个研究体系与它所探究的主题一致,即形成这种特殊性(相对于西方哲学体系而言,于中哲自身则无所谓特殊不特殊,且对于哲学而言,西哲也是特殊的):“形上”与“形下”的合一。“形于内”和“不形于内”则作为天人合一的前提。“形于内”和“不形于内”的合一即是天人合一,至少说是开启了天人合一,给天人合一指出了一条“道”。“形于内”和“不形于内”暗示了天人合一的必然性,有“形于内”和“不形于内”则必然有天人合一,“形于内”和“不形于内”的结合或同体是天人合一的决定性前提,它也使形上与形下合一,从而因此而来的整个体系便浑然一体,和谐交融。所以在天人体系中,形上与形下相融合,每一范畴都是形上与形下的双向撑开,每一范畴均如德一样既具有形上性、超越性、象征性、概括力和统摄力,又有体现在现实中的入世实践性。“既形于内,又流之于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19)儒学的形上体系不同于“物理学之后”式的形上体系。“物理学之后”的形上体系意味着在“物理学”之后,既是之后也就意味着有个距离,时空上的距离。“之后”与“物理学”不是合一而是分离的,“物理学”也永远不是“物理学之后”。“之后”超越“物理学”而成为物理学追求的永恒目标,并凌驾于“物理学”之上,统治“物理学”,二者永远是相分而不可及的,存在与时间也永远分离。“天人合一”与“物理学之后”这两种形上体系的区别,使两种体系成为两种体系,两种哲学成为两种哲学,且难以互相沟通和理解,更难以交融,但也并非不可能,在对天的“共同信念”中。天人合一体现在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天与人合一;德与善合一;圣与仁、义、礼、智即五行合一;整个体系与体系中的每一范畴的合一;体系和体系中的各范畴的形上与形下的合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合一;整个体系与体系外的合一;各范畴间的合一;心与天与人的合一等等。一切都在德的关键作用下圆融合一、和谐交融。天人本是一体,无天则无人,天不外在,人没有被抛弃,天人理应合一。德化为五行而成就人心,人心的一切都应与德与天道进而与天息息相关,人天不应也不可分离。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第二章4-5简)因此,与德相对、相应的是善的层面。德是天道,是德之行五和;善是人道,是四行和。如上所述,“五行”形而上体系中的每一范畴都与德一样,是形上与形下两方面的结合,每一范畴同时具有两面性,是两个向度的融合,在每一处都体现了合一,具有形上性或有对形上的追求及对其所在范围的引导、统率、概括、融会和贯穿的力量,以及具有形下性质或有对形下的实践性及对形上本质的表现和实践。善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