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同样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它将冲突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世纪末的文化阐释代码，使冷战式的对立思维得以进一步扩充。另外，后殖民主义强调从前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后殖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文化往往就成了激进的抗议文化。如何在普遍性与差异性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制衡，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必得解决的问题。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进一步透析后殖民主义在某些方面对当代文化研究的思维突破作用以及其理论盲点，看到它在其具有诱惑力的话语效应中又具有历史性上的文化保守性，而且它在强调文化冲突的同时也使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很难达到冲突化解后的问题解决。这样，在东方与西方、不同阶级与民族之间，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强调权力强弱对比和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达到矛盾的激化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文明的冲突”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文明冲突，文化差异性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性思维的重要方面呢？

当然，后殖民主义文学确实在创作中提供了重要的想象力和新的民族精神，甚至也表现了共同传统基础上的群体意识及其理论依据，但是如果全盘否定具有某些普遍性的东西作为人类的共同性尺度的话，就有可能使世界在诸多话语领域逐渐丧失一些合法的、平等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使“敌对斗争”成为后殖民景观中的新场景。在信息时代如何避免这种反西化、反现代化而导致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同时在保持自我相对差异性的同时，而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标准加以认同，确实上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当代中国的“后”现象的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难有定论的重要工作。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对其发生发展的文化轨迹、多元思维论意向、价值消解问题，以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化学术产生的影响加以正当地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这一研究将有希望深入到全球政治的、文化的、权力话语关系网罗中，去切实地揭示其理论的真正意图之所在，从而使我们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纪性和世界性的真实“问题”之中。

不管是纳受还是拒斥，当代社会中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都已经改变了我们阐释世界和重建意义的符码，并改写了过去的乌托邦话语和中心性价值观。尽管其中的偏激使得社会正常的肌体也遭到了损害，但是总体上看，“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基本共识使得边缘声音浮出了历史地表，多元价值和文化宽容精神使得当代社会更为个体化。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关注文本之外的边缘问题和被中心话语遮蔽的问题，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注重在文本政治的解读中转换文本的解释语境和意义结果，在新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重新寻觅文本失落的意义，进一步关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渗透中所暴露出来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内在紧张问题。这种通过某种理论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实践使社会产生重大转型的话语，让中国知识界产生了离心和分化，这种离心和分化有其负面效应，同样也有其积极意义。一种理想的共识的破裂，表明今天的多元时代，每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自己的思想结论，没有放之四海的现成真理，也没有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的圣人先师，而只有通过不同集团群体、不同思想层次、不同话语领域的持续不断的良性对话，才能获得多种意见的短暂共识，而后再分化，再力求获得新的共识。

（原载《当代美术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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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鼎山《所谓“后现代派”小说》，载北京《读书》，1980年第12期。

[2] 袁可嘉《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载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

[3] 刘峰《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载上海《文汇报》，198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