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说，研究者在思想交锋和话语流变中逐渐分层，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客观研究学者。这类学者不盲目追“新”逐“热”，而是以学者的冷峻眼光分析后现代主义的正负效应和得失利害。第二类为后现代主义积极推行者。这类研究者往往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著文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现而欢欣，对“后”这一词缀有特殊的好感，喜欢用后现代为标尺去看待并衡量一切文化现象。第三类为后现代主义的尖锐反对者。第四类为海外的“后学”研究者。最后，后现代论战中的情绪性宣泄者。这种非常情绪化的谩骂，或未曾深刻地研究而仅凭自己的好恶加以拒斥的态度，在我看来，殊不可取。这类跻身于学界然而却是非学术态度的情绪，对学术知识增长难以增添任何东西。真正的学术态度应该是对这一问题的来源、产生、发展、前景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对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期在中国出现所隐含的意义进行深度研究，浅尝辄止的情绪性宣泄当于事无补。

这几类（主要是前四类）后现代研究者出发点和价值归宿截然不同，共同构成了起伏跌宕的中国后现代批评思潮。总体上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语境”的复杂，导致了无休止的论战和无原则的分派。这种因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多方论争实属正常，但是如果在学术上拉山头，则有可能违背学术的基本精神。如何清晰地把握这种差异，使人窥见其当前态势和未来发展的不同走向，实在是需要细心分析，不宜大而划之一概而论。如今，后学研究的主要取向已进入严谨对话并力求达到共识的学术研究层面，这对描述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基本轨迹和特性，提供了有效的工作平台。

（三）后学研究的文化身份。

后现代语境与后殖民氛围是全球化浪潮强加给中国的。在这一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在跨国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和高科技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对传统、对现代、对后现代的共时态反思，并不时表现出一种顾此失彼的尴尬。但不管怎样，反思启蒙、理性、元话语，审理自己的主体身份和价值诉求，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要求。当然问题分明存在，即：从历史必然性到生命偶然性，而只要肉体感觉而无视历史社会群体意识；从二元对立论到多元论甚至无元论，对人的超越性和目的加以嘲弄怀疑而走向虚无；从意义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甚至到生命的意义化约为权和钱；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世俗游戏，甚至只有世俗游戏而拒斥一切非世俗的价值诉求，这事实上是以新的“一元”取代旧的“一元”。这些后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并不能说明后学研究没有价值，而仅仅说明需要更深入地把握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历史肇因和基本原则。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文化奢侈，相反，它来自对“现代性”弊端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并包容着新世纪即将出现的诸多问题。将后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有效参照系，而对它在知识性、权力话语、价值论等方面上的正负面效应进行谨慎地剖析，是后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在90年代出现对后现代的研究比较集中的现象，是对意识话语权力加以质疑，同时拓展更大的对话空间，不仅是东西方对话，而是言说者和大众的对话，民间与中心话语的对话等。其中不少东西很值得考辨。

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的时间并不长，总体上看，是在1980年前后起步。较早对后现代主义加以评介的文章有：董鼎山《所谓“后现代派”小说》，[1]这篇文章在《读书》发表后，学界开始对后现代有了一些注意，但是并没有形成什么影响。其后，袁可嘉《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2]一文在《国外社会科学》发表，使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和特点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在学界具有了一定的影响。自从杰姆逊1985年应乐黛云教授邀请，到北京大学作为期数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演讲后，文艺理论和批评界形成了新一轮关于后现代理论的关注。这期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文章开始多了起来，如刘峰《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3]、唐小兵《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4]、杭法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绘画》[5]、王天锡《一定要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做出抉择么？》、[6]史建《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思考》[7]等，在学界渐渐形成一种对后现代思想特征、后现代艺术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的异同等问题的探讨兴趣。一些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进一步尝试着翻译后现代理论著作和文艺作品。除了一些散见的译文外，最早的完整译著是唐小兵翻译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8]，这部书是在北大讲演的整理稿，书中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在中国后现代文化研究中起了较为广泛的作用。这一时期出版的后学理论译著还有：詹克斯著《后现代建筑语言》[9]，戈德伯格著《后现代时期的建筑设计》[10]，詹克斯著《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等。其后，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对一些青年作家参照模仿西方现代后现代作品的作品，进行新的层面的评论，于是出现了中国式的后现代作品和理论批评。到了90年代初，由于一场政治风波的巨大影响，知识界进入了沉闷期，不少学者开始对80年代的激进思潮和乌托邦情结深加反省，并从后现代主义那里获得了新的学术资源和进入问题的新突破口，于是后现代主义研究迅速发展起来。[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