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误区。诸如：强调后现代与后殖民两种“后”之不同，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强调西方权力中心，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反对西方中心霸权，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在新保守主义那里尤为明显。再就是，认为后现代与后殖民是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应该拒之门外而祭起民族主义或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大旗。在我看来，如果不弄清楚后殖民主义的前提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省，简单地将之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则可能会出现一种过时的冷战意识，这样的后殖民研究恰好是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继续，甚至是新殖民文化研究，而并非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我认为，从当代中国语境看后现代策略与后殖民问题，可以超越文本层面的无休止争论，而直面问题本身。在“后学时代”，疑问无处不在而且难以消除，我们在民族主义现象背后往往会触及到更多的问题，诸如：后殖民后现代是否真正能够给中国提供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新支撑点或新价值选择？用后现代性去反现代性，是否可以使中国获得一种超越西方权力模式的正当形象？挪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中断、颠覆、转型、反中心与反权力的解放性话语，在文化多元主义中消解文化身份的焦虑并获得国际性地位是否可能？

而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以为，不仅要研究后现代由何而来，是否在中国产生了各种的变异和变形，而面对这种变异和变形及话语权力的争斗，应该用怎样的清明的理性进行反省，正确解决它与传统、现代和多种学科之间的关系，否则可能将一种学问、一种沉重的思想还原成一种时髦的游戏，或对当下时尚的撷取。我感到，在历史不再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后现代中，人们的精神指向和价值热情也将在后现代秩序中变得冷漠。面对这种冷漠，当代后学研究必得关注中国社会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问题，透视个体伦理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内在紧张和个体身位与超个体身位的断裂。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象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社会意识形态图绘也没有在“后”时代“终结”。后现代在现代的废墟上并没有承诺价值新生，只有神学家们在以科学之名重建“后现代神学”。这使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已经超出“个体身位”的安顿层面，而深达人类信仰的超个体身位层面。对这一新的整体性问题解决，需要更大的学术知识构架的支撑。

（三）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思想。

通观中国学者的著作，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大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迄今未达成共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当代学界已经走出了一元文化模式，而进入多元文化氛围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后学”自审意识的缺乏，思潮的交互出现成为时尚景观，“追新逐后”成为时代风向标。这意味着，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场在意义世界和认知地图上出现了新的“战国”状态，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成为主流声音，没有任何一个流派能够主宰局面，没有任何一种话语能够成为当代话语的中心模式。

后学思想对现代性思想前提的审理，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

当代知识分子中研究“后学”的群体，面对着充满焦迫的当代思想文化问题，在研究中使自己走向了边缘性，具有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意识和个体批判品格精神，拒斥与任何权力话语包括商品权力话语的共谋关系，拒绝一切为世俗欲望张本的话语，进而审理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同时进行自身话语清理，既反本质主义，又反非理性主义，既杜绝绝对形而上诉求，也要杜绝膨胀的形而下欲望。尽管这一研究还有诸多问题，甚至不被另一些学者理解，但通过学者们对问题努力清理，使第三世界文化问题，在多元权力的世界局势和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紧张中，逐渐为当代世界所关注，使新世纪中国形象的设定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成为每一个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