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发掘报告，[14]郭店一号墓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约当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初。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该墓位于楚国郢都外墓地的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这一带楚墓的时代序列已经排定，因此整理者对墓葬年代的推断应该是可信的。通过对相邻楚墓的分析，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断定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年；竹简的书写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竹简著作的年代自然还要早些，均在《孟子》成书之前。而从竹简的内容看，其中有据记载原属于《子思子》的《缁衣》一篇，有曾经在马王堆出土，记录思孟“五行”说的《五行》一篇，更有明确提及子思的《子思见鲁穆公》一篇，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人们一个信息：这批竹简会不会属于已遗失的《子思子》中的一个部分？有没有可能早已失传的《子思子》不经意间被我们重新发现？如果是这样，透过这批竹简我们将看到思孟学派怎样一副面孔？围绕这些问题，学者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时间思孟学派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李学勤先生率先著文，根据墓葬的年代以及竹简的内容，认为“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孔伋一系的作品，这些简的发现对于学术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子思子》，李先生认为“同其他子书一样，不一定是子思一人的手笔。《韩非子》说‘儒分为八’，有‘子思氏之儒’，是子思的徒裔颇多。子思卒于公元前五世纪末，到郭店墓下葬不过百年，估计竹简《子思子》不会晚于子思的再传弟子”。至于竹简哪些属于《子思子》，李先生认为有《缁衣》、《五行》、《鲁穆公》三篇。[15]在另一文中，李先生肯定《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与《子思子》也有一定关系，并指出郭店竹简对于理解《大学》、《中庸》等传世文献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儒书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论《大学》确可能与曾子有关。《大学》中提出的许多范畴，如修身、慎独、新民等等，在竹简里都有反复的论述引申。……由此可见，宋以来学者推崇《大学》、《中庸》，认为《学》《庸》体现了孔门的理论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16]

姜广辉先生进一步推断郭店竹简多数应属于《子思子》，他提出四条判断标准：（1）以《荀子·非十二子》之语为参照，（2）以《中庸》为参照，（3）从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出发，（4）透过子思的思想性格。通过以上标准的审查，他认为竹简中《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成之闻之》前半部分、《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应为子思所作。姜广辉先生还对孔门后学进行了重新划分，以此来确定思孟学派的传承。他认为所谓的思孟学派是指子游、子思、孟子一系的“弘道派”，“在早期儒家之中，这一派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而曾子一系属于重孝道的“践履派”，“这一派重孝道的践履，其基点在家庭父子关系上。这一派所讲的孝道是广义的。”认为子思出于曾子一系，是朱熹等理学家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并无事实根据。此外还有子夏一系的“传经派”和子张一系的“表现派”。姜广辉先生根据新出土的竹简资料，对儒家道统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它并非是由理学家所宣扬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真传，而是“由‘大同’说的社会理想、‘禅让’说的政治思想和贵‘情’说的人生哲学所构成的思想体系。”[17]这一思想体系主要由思孟学派所倡导、发扬，并在今日依旧显示出积极的意义。

庞朴先生则着眼于儒家思想的发展线索，将郭店竹简定位为“孔孟之间”，对思孟一系的心性说作了有益探讨。他认为孔门后学“在解释为什么人的性情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上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郭店竹简在思想上代表了向内求索的方向，“它也谈天，甚至很有可能是从天开始构筑自己体系的。但它着眼之点不是天道，而是天命；不是天以其外在于人的姿态为人立则，向人示范，而是天进入人心形成人性，直接给人以命令和命运。”并由此展开为性与命、性与情、性与心三方面的问题。[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