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门之学者重约礼，礼者理也。曾子之学尤湛深于礼，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孔圣一贯之传。《大戴记》录《曾子》十篇立言制事，悒悒勿勿，深有得于礼教者，其受学孔圣也。内验身心，外究事理，于礼之大本大经，聆之，审体之，退而与游、夏诸子互商节目，吊之裼袭，奠之东卤，祖之反宿，一一讲明，必求礼义之安而后已。初未尝偏执己见，悻悻自是，曾子忠恕气象乃尔。……曾子之穷理，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见孔圣一贯之传，又何闲焉？（《儆学杂著·曾子论礼说》）

孔子的“一以贯之”并非是忠恕，而是礼，曾子得孔子之传也主要是礼，这里曾子又被说成“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深有得于礼教者”。不过到了晚清，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早期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力排曾子，认为传道统者实为子游。如康有为说：“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孟子微·序》）梁启超说：“《春秋》太平世之义，传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可见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孔子也。此派为荀派所夺，至秦而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康、梁之所以重新提出子游，除了学术的原因外，恐怕还是因为从子游那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大同”说吧。看来思孟学派已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还往往被赋予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内容，由此呈现出一幅幅不同的面貌。

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和资料的缺乏，当代以来的思孟学派研究难以取得较大突破，不过仍有学者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如郭沫若先生考察了儒家八派，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郭氏还对思孟五行进行了考证，认为可能是指仁义礼智诚。[10]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专门列有思孟学派一章，并对其作了重新评价。“我们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确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然而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则绝非事实。因为，曾子思想本来是思、孟学派的理论来源或其萌芽形态，但不是孔子思想的真传。这就是说，曾子虽然在文字形式上‘言必称师’，而在思想实质上，则抛弃了孔学的积极成分，而片面地承继了并且扩大了孔学的消极的成分。我们在第六章里，所以将曾子列为孔学优良传统萎缩阶段的一个支派的开端，正指此事。”[11]

1973年马王堆帛书出土，其中《老子》甲本卷后附录古佚书四种，庞朴先生经过研究，将佚书之一命名为《五行篇》，认为其中谈到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即是人们争论不休的思孟五行说，由此揭开了思孟五行之谜，同时将思孟学派研究向前推进一步。[12]不过由于帛书的年代较晚，当时学者一般倾向将其看作思孟后学的作品，这多少使帛书的学术价值打了折扣，加之在《五行》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思孟学派的研究虽出现一缕曙光，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观，有学者甚至针锋相对，提出不同意见，根本否定帛书的“五行”说。[13]

（二）

王国维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郭店竹简的出土，给思孟学派研究带来新的转机。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经整理有文字的共有730枚，其释文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掀起研究的热潮。郭店竹简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经整理者编连后，属于儒家的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二、三等十四篇。目前的编连结果可能不是最佳的，研究者已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其中尤集中在《成之闻之》一篇，类似的调整还可以进行，不过总体来看，各篇的内容基本是清楚的。由于郭店竹简的形制不完全一致，十四篇儒家简的形制可分为三类：（1）简长三二·五厘米左右，两端修成梯形，编线两道：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五篇。（2）简长二六·五——三○·六厘米，编线两道：有《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四篇。其中《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简长二六·四厘米，两端修成梯形；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简长二八·一至二八·三之间，两端平齐。（3）简长一五——一七·五厘米，编线三道：有《语丛》一、二、三等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