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前面已经指出，从总体上而言，中国目前的转型期还是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和跃迁。那么，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精神还应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对于这种精神大家较为一致的概括是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的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说到底是“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形式而已。既然如此，这就深刻地意味着，当年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虽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颇多曲折，但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选择。本来马克思主义就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扬弃，而共产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共产主义的内涵正是既扬弃了传统农业文明又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的未来理想社会形态。因此，这里的信仰重建，决不是要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要在更为科学的意义上和更为科学的形态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信仰重建的基本理论点

　　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而言，重建信仰虽然不是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而是重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立场、方法和态度，但毕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较之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社会面貌，需要我们有新的理论思维方式。就重建信仰而言，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在此我们仅先论述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更为详尽的设想和论述只能放在以后慢慢研究了。

　　第一，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际原则上，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确立个体主体性、个性自由的原则。

　　反思多年来的信仰失误，应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国封建主义传统信仰用集体主义消融个性的误区。这主要表现在，在我们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原则所理解的集体主义中，并未把个人的自主和独立看作它的基本前提，因而常常把集体和个人、集体主义和发展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在许多人的观念里，讲求集体主义就意味着必须抛弃个人利益、个人发展，只能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服从集体需要。共产主义是要坚持集体主义的，但这种集体主义是“人和人之间矛盾”、“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首先需要的是真正独立的个人和自由发展的个性。在这一点上，我们搞了几十年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氛围，无法生成出这样的人。现在，中国已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交往形式，它不仅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需要条件去发展人们的个性，促进个人的自我形成和实现。因此，当人们从那种无法容忍个人发展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时候，必然对过去那种旧有的信仰表示怀疑，进而对共产主义信仰也产生动摇。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这种促使个人走向自主的发展的道路，不但不是背离共产主义方向，而是日益靠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步骤。

　　第二，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要确认信仰和理想的级态性理论。

　　从信仰作用的机理上看，它虽然是在终极价值目标上给人们提供一种动力和支柱，但这种终极关切绝不是宗教式的对一种悬空彼岸的关怀。信仰是有生活信仰、道德信仰和终极信仰之分的，特殊的是信仰的这三种级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连，是一个不断地跃迁的有机整体。信仰一般是对理想的一种把握和持有，而理想也是有生活理想、道德理想和人生最高理想之分的。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对应性的。应该说，这是我们过去严重忽视的一个把握信仰和理想的方法论问题，因而也是我们重建信仰要把握的一个基本理论点。

　　如前所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无疑是具有一定的终极理想这一本质特性的，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这种社会理想又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意义上，它不但具有终极理想的感召性，而更重要还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静态时空点，而是一个理想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但是一种对最高社会理想的终极关怀，而更重要的应是一种现实把握。而且即便是从人类社会理想角度对共产主义终极意义的把握也要把它置放于人的总体解放和自由的最高终极意义中去把握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