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五四”运动还是着力于对旧的信仰的破除，因此，当中华民族陷入全面的信仰危机的历史时刻，重建或选择什么样的信仰来牵导和凝聚中国人民便必然地成为更为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正是在此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它们各自带着自己的信仰选择登上历史舞台，造就了直至今日还在某个侧度延续的近百年的文化大论争。

　　在这场信仰选择的大论争中，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以和传统文化直接抗拒的姿态风行一时。与中国传统信仰之绝对唯一的群体原则针锋相对，他们要求援引西方信仰的个体人格至上和推崇个性自由的原则，甚至要求照搬西方整套的意识形态。这种形而上学性的文化传承的极端主张，遭到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同样坚决的抗拒。这一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当它们一一区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时，是很有见地的，当他们历数西方文化的缺陷和危机痛斥“全盘西化派”时，是极为清醒的，当他们提出兼取中西文化之长，兼弃中西方文化之短的主张时，其动机是良好的，但是事实上，当他们以中国文化之长比之西方文化之短，其掌握的是机械僵死的思维方法。他们所设计的西方的政治、经济加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信仰，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空想而已。历史的潮流大浪淘沙，近百年的文化砥砺与冲撞，终于使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批判的基础上的新的信仰的选择，即批判地继承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又是一种在展示个性自由的基础上，注重集体、注重社会、注重人之类的新的信仰的选择，即它在整体的方面又和中国传统信仰的精华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共产主义乃中西文化之精华的真正的有机的整合与统一。

　　从信仰的角度，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是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关系呈现最科学形态的社会。因此，我们完全可?断言，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被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科学的选择。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性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众所周知，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更和转换，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社会景象，也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危机。在这各种危机中，信仰危机是一种带有总体性从而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思想文化危机。对于这种信仰危机，首先应进行清醒的理性省察，正确地把握住它的特点，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重建我们的信仰。

　　第一，这种信仰危机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信仰时，旧的信仰失落或危机的一种历史延伸。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近代中国到“五四”运动前，中国民众已经陷入全面的信仰危机。封建主义的文化根基面对近代世界迅猛发展的现代化潮流，根本无法再有效地为中国民众提供和复制任何信仰，蜂涌而起的各种新的文化思潮又为中国民众提供着各不相同甚至激烈冲突的信仰选择，中国民众真正陷入了“旧的神祀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马斯洛语）。虽然新旧交杂呈现出多重的性质（十月革命的炮声，我们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作用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信仰毕竟在中国民众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也就是说，在新的信仰建立以后，由于旧的信仰的阻滞和抗拒作用，人们还是一时难以走出信仰危机的困境。解放后，由于经济建设的诸多的原因，我们似乎并没有花费应有的力气去继续清算人们思想中旧的信仰的影响，因此，这种我们文化母体中的旧的信仰观，其作用一直迁延到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转型时期，使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信仰危机新旧交杂呈现出多重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