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系，从而新自由主义最终获得了其公认的合理性基础。
　　随着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作为自由主义建制化的西方资本
主义制度，在19世纪文明发生巨大危机之后，也迅速作出体制上的调整和改良，渐
渐容纳社会保护的内涵。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执政之后，国家在社会
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大大强化，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措施一一落实，新资本
主义体制消解了社会主义运动，却保存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一吸取了19世纪文明
教训的重大改革重大举措，使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回应了社会主义的挑战，赢
得了战后30年的大繁荣。
　　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危机全面爆发、新自由主义理论和
20世纪新资本主义文明将形成而未形成之际的转型时期，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
的加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到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
自由主义理论。从本世纪初开始，开始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在社会思潮层面也
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同步。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仅左右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
且也广泛影响了保守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等各类中国知识分子。
　　因而，在现代中国知识界，普遍地拒绝古典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就不是
一件太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便是自由主义中比较右翼的胡适，在五四和三0年代，
也多次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与热情。他以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口吻，肯定社会主
义乃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流："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
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以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的眼光会过头来看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狂热，
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置身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背景，一个人不信仰点社会
主义，才真正有点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九0年代"历史终结论"是以苏联式社会
主义的成败论英雄，假如是以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衡量，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
义的凯旋，又何尝不是社会主义的借腹怀胎！
　　事实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仰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既含糊又分化的东西。
粗略区分，有三种不同的成份：
　　第一种是激进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追求的苏俄式共产
主义。
　　第二种是新自由主义。胡适与傅斯年等许多英美留学生皆属于这一系列。现代
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时代开始，
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这一
倾向，不仅受到了西方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而且也有着中国政治文化传统
的背景。胡适等人在五四时以杜威为楷模，到40年代以罗斯福为旗帜。胡适虽然称
其为"新自由主?quot;，但也将它冠与社会主义的头衔，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为了
与第一种社会主义相区别，胡适特意说明：它是"避免 阶级斗争 的方法，采用三
百年来 社会化 (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
　　第三种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流派原来在西欧属于马克思主义系列，是其右翼
的修正派。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苏俄的列宁主义，缺乏社会民
主主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倒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
间获得了滋长和影响。其理论中坚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脉，最主要的代表是"
二张"：张君劢和张东荪。以后还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自由
知识分子。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是英国两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
和拉斯基。尤其是拉斯基，在中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灵魂。而作为实践的榜
样，在二、三0年代是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到40年代则是战后执政的英国
工党。
　　以上三种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三条现代化道路。
前者发生在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中间，后两条存在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从五四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