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严格而言发端于五四时期。在这以前，梁启超在《新民
从报》鼓吹的"新民说"、严复对密尔、斯宾塞学说的介绍等等，可以视作自由主义
的先声，但并未掀起一个时代的狂澜。到五四时期，随着大批经历了英美和欧陆自
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显学，
并铸造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
中国的自由主义既然是外来的，就无法不受到西方思潮变迁的影响。当中国开
始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古典的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卡尔.博兰尼认
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四根制度性支柱之上：霸权均衡制度、国际金本
位制度、自律性市场制度和自由主义国家制度。其中，金本位制度最为关键，20世
纪上半叶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就与金本位制崩溃有关。而金本位的基础和母体却是
自律性市场制度。博拉尼指出："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含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
会体制。假如不废绝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在
任何时期存在，它会摧毁人类并把他的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
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那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
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到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
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终于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
自律性市场制度将人类图利的动机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而且提高到日常行为
的准则。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却证明，虽然它承诺了个人的自由，并相信自然
秩序是和谐的，但由于其以一种非道德的市场属性，无视社会结构的公共正义和人
类福利，没有节制地追求个人私利，使得社会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共有意义无法
生存。财富和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令社会不得不反弹，发生一系列的保护运动以
免遭崩溃。这种保护又倒过来损害了市场的自律。最后，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在
经历了百年辉煌之后，到20世纪逐渐显现其内在的两难困境。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地表明这个文明迫切需要改善了。
自律的市场制度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也是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
义的理论支柱。当资本主义建制发生问题的时候，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理论
也面临着自我的修正，需要从其对立面、社会保护运动的代表社会主义那里吸取再
生的资源。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起，当资本主义弊病显现、尚未爆发危机的时候，
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了。它与80年代以后指称里根-撒切尔主义的那种新自由主义
不同，主要是相对于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言，是对后者的修正。边沁和密尔以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标准作为公共的价值标准，从而为将国家的干预功
能引入了自由主义理论；而格林更是将自由的概念康德化，赋予了其主观的、积极
的意义，强调自我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对各种保护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的
回应，自由主义理论开始"人道化"，正如乔治.萨拜因所说："自由主义作为政治运
动不容许脱离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一向是自由主义者的强大动力。"
到20世纪，如何保持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平等、建立公正
的社会秩序，成为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内容。由于这些主题以前通常是社会主义追
求的目标，因而新自由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内化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开始担当起
自由主义早先的全面承诺。另一方面，由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步吸取了自由
主义的内核，日益社会民主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变得模糊不
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对中国自由主义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英国费边社，就
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有关包容自由与平等、在个人主义的架构之下实现社会公正的
理论追求，到70年代的罗尔斯那里，通过辞典式的排序方式，整合进一个完美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