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尔说，我们应认识到当代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多么的具有
偶然性。例如，18 世纪的自由立宪主义者试图赋予受过政治教育的及财政上可靠
的贵族们以统治权，以保证他们执掌的政府能够对付暴民统治及政治家们煽动。
　　这一早期自由的立宪主义并非通向民主政制的通衢大道。早期自由宪政主义的
遗产之一是，它将那种蓄意于政治缓冲、带有反民主偏向的权力分立，同持续性的
宪政与选举僵局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早期宪政主义的一个特色。美国总统政制的
“制衡制度”，及将政治权力置于议会之内的政治集团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议会
制”，都是这种遗产的表现。
　　相比之下，安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宪法程式，这一程式加强了民主的实验主义
而与18 世纪的立宪主义划清了界限。这一新的程式还将强有力的平民因素与社会
广泛而多重的政治代议渠道结合起来。事实上，两次大战期间（1918 －1939）的
“二元宪法”和1978 年葡萄牙革命宪法都暗示出立宪政制向民主实验主义更加开
放的可能性。
　　制度拜物教的另一个典型例子被安格尔称为“私人权力的神话般的历史”。根
据这一神话般的历史，现行的西方财产契约的立法系统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
逻辑。与这一观点相反，安格尔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并无固有的唯一的法律制度。现
行西方财产与契约法则的反常情况与趋势－－如“信赖的利益”（reliance
interests) 就不是建立在契约各方充分的意志表达之上的－－已经显示出市场经
济的新型制度安排的因素。安格尔的建构性社会理论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分析财产与
契约体系的创新的。他揭示出我们应如何通过在现行的权利体系内重新调整和扩展
反常趋势，以达到建立新体系的目的。
　　安格尔对“民主的神话般的历史”与“私有权的神话般的历史”的批判，只是
他的“制度考古理论”的一个部分。他还就当代政府与劳工的一系列制度提出了另
一种更具可能性的“考古”观点。他也考查了前苏联和中国的制度形成史。在每一
个案例中，安格尔都“将人们所熟悉的变为所陌生的”。由此，他揭示了这些制度
的产生和发展的偶然性，而只有当人们抱着“虚假的必然规律”的心态来回顾历史
时，这些制度才会显得“自然”。
　　安格尔“制度考古理论”的主题是指出制度拜物教的谬误，即：现行的制度安
排，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可能性集合的子集。在论述“小商品生产”时，安格尔强
调这样一个事实：小规模的经济，相对平等的生产者，是通过将互相协作的组织和
独立的行动结合起来而操作的。通常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小商品生产”
注定是会失败的，因为在对技术活力至关重要的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小商品生产
妨碍了经济规模。
　　安格尔却不这样看待“小商品生产”。他既不赞美也不否定小商品生产的不能
与时俱进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他试图通过创建新的经济和政制制度来“援救”小
商品生产。例如，他认为：我们是可以满足经济规模的要求的，只要我们能够找到
一个市场管理的方法以使对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共享变为可能，而同时不必分
配永久的、绝对的权力给任何人。这个方法就是安格尔的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中新
的财产权利体系，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我们可以创建新的制度来赋予“自耕农民主”
（yeoman democracy) 之梦以新意，，使“小商品生产”向经济的与技术的进步和
民主的理想开放。确实，安格尔在对新形式的市场经济的讨论中一个最吸引人的主
题，就是他在这些历史制度问题与当今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之间所建立的联系。
这里再一次，安格尔帮助我们认识到了传承下来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反映“人类历史
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们。

　　今日的行动纲领

　　安格尔对结构至上主义和制度拜物教的批判与他的行动纲领有紧密联系。一根
强有力的纽带存在于安格尔“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解释部分和行动纲领部分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