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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逻各斯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哲学诠释学对史学及思想史研究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1970-01-01 08:00于哲学网发表

 

  由此可见,思想史更接近于一门“诠释”的学问,研究者要对流传下来的“文本”进行诠释,而这些“文本”本身已经包含了当时作者对文本内容对象的诠释。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应当肯定的。我们要想真正的理解“文本”的含义,必须谨慎地剥离掉覆盖在“文本”上面的一层又一层的“诠释”外衣。

  中国的思想史画卷中,以“诠释”作为思想的产生、传播方式的例子实不在少数。以经济思想史为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质疑并挑战封建社会三大经济教条的思想随处可见。而在这些宝贵的经济思想中,更有多数是以对古代经济观点的重新阐释而发表出来的。王符面对东汉时期“重本抑末”的思想教条的沉重压力,重新诠释了“本”“末”的概念,达到了反击的目的。近代严复同样采取了这种方式,他对传统的“本末”、“奢俭”等范畴作了资本主义的解释,以旧瓶装新酒,很快得到了社会的认同。除此之外,康有为在考据学的外观下,以辨别今、古文经真伪的方式,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开辟了一条捷径。

  在某种程度上,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主观”对“主观”的研究。人们的主观意识往往具有脱离社会现实的特征,或者超前,或者滞后,具有更大的偶然性。近现代中国史学有两大学派:强调现实意义的“史观”学派和强调历史真实的“史料”学派。倘若我们思想史研究走的是哲学研究的路子,则“史观”更重要;若是走历史学研究的路子,则恐怕“史料”要更重要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思想史终究是关于某些意识、观念的轨迹的记载和诠释。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史学更接近我们熟知的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和内涵。而后现代史学建立的哲学基础或者说广义的方法论基础,正是根源于哲学诠释学。

  不止一位历史学家在评论后现代史学时指出,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这种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摧毁性,而非建设性。因为后现代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讨论的是“元历史”问题。它们关注的是“历史”这个概念的内涵,探寻的是何为“历史”本体的哲学解释。在后现代史学家们看来,历史其实是个哲学问题,反映的是人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并与这个世界相处的关系。二十世纪初哲学诠释学以及结构主义的巨大影响,深深地震撼了人们对理性、对知识的看法,重新审视“历史”这门学科,只不过是这一潮流之下的一个方面。当人们对“科学”、“理性”等过分渲染人类主观能动而导致人与世界“二元对立”的理念感到困惑和反感时,历史学家们从诠释学和结构主义那里得到了启示。“语言”是连接人类认知与客观世界的唯一桥梁,在人们有限的思维能力下,也只有将“语言”视为本体才是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最心安理得的解释。

  也正是由于将“历史”虚化,后现代史学家们很难把他们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去。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明白,历史从来不可能“如实”地重现,从来都是经过“诠释”处理之后的结果。人的理性和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明出“魔幻水晶球”或是“时空穿梭机”,人无法看到真正的“历史”。那么,在这些现实条件的约束之下,尽可能地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的原貌仍然是有必要的。更何况,“历史学”的存在,有哪一天不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而存在呢?诠释学也好,后现代史学也好,它们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只是在于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地陷入主观意识对于“历史真相”的不自觉篡改倾向中去。这种警醒,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或许尤为重要。

The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Language Logos: the meaning to History and History of thoughts in studying Hermeneutics

 

Abstract : as a methodology and ontology deriving from some simplex explanative technology, Hermeneutic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y. The value of methodology of modern hermeneutics is irrepealably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rmeneutics is a kind of ontology. Being the kernel of hermeneutics, Language was endowed with more significance in cognizing Nature, Society and Self. The trend of “Veering to language” aroused great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 realm. The philosophy bedrock of Post-modern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it. Some viewpoints of Hermeneutics and Post-modern History should be absorbed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or history of thoughts in order to get a balance between the “Real” and “Now”.

 

Key words : Hermeneutics; Veering to language; Post-modern History; History of thoughts

一般认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构成哲学体系的三个分支。考虑到人类思维活动的层次特征,本文作者倾向于将方法论作为区别于本体论这一哲学根本目的的较低层次的知识体系。

《易传.系辞》,第十三章

海德格尔 : 《存在与时间》,伦敦 1962 年,第 26 页

刘放桐等 :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495 页

海德格尔,《在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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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德〕 H-G.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第 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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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 张万娟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64 页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转引自《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第 11 页

一旦涉及到“本质”问题,任何研究都容易演变为哲学的讨论。后现代史学家们倡导的“元历史”概念之所以被批评为“空洞无物”,根源就在于他们所采取的方法论,本来就始自于哲学的本体论。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 张万娟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63 页

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转引自《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第 41 页

钱穆,“略论中国考古学”,《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 2002 年,第 159 页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31 页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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