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一次次怀着对时间距离的敬畏，追问人类自身存在的秘密时，哲学诠释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域”：我们不仅生活在世界上，也生活于历史中；我们不仅生活在当下可触摸的现实里，也生活在超越物质的关系中。我们不断与世界发生关系，不断与历史发生关系，并将不断与未来发生关系。语言是我们理解这些关系的钥匙，或者说，语言就是这些关系。

（二）“语言转向”哲学的史学回应

　　诠释学所蕴含的哲学思潮对于史学的波及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在西方史学界，自兰克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诠释学中的一些思想。尤其是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在“语言转向”说的引领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以福柯、怀特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派，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若干条新的道路，他们手中所持的利器，正是来自于诠释学，来自于语言的本体论。

　　前面已经提到，狄尔泰提供了一种关于精神科学的总的方法论。他认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整个人文科学的方法。” 要获得对历史的认识，必须通过一条与自然科学相异、而与其他人文科学相同的道路才是可能的，这就是理解和诠释。

　　诠释学与历史的紧密关系引发了西方历史学家们的强烈关注，他们期待着能够从这一新的哲学思潮中获得对历史的新的认知能力。后现代史学大师海登·怀特承认：“欧陆对历史阐释问题的兴趣是由于普遍对解释学发生兴趣而发展起来的。”

　　余英时 先生曾把史学方法归为两类：一是“把史学方法看作一般的科学方法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引申。”二是“指各种专门学科中的分析技术，如天文、地质、考古、生物各种科学中的具体方法都可以帮助历史问题的解决” 。从西方史学后来的发展轨迹来看，尤其是从后现代史学的思想框架来看，诠释学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不在于微观的研究技术层面，更多地集中向了如何认识“历史”本质的问题。

　　无论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还是怀特的“元历史”，在后现代史学的研究中都把焦点对准了“认识历史”的过程，而非以往历史研究中重于一切的“历史事实”。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无疑深受了诠释学和语言本体论的影响。“一个历史叙事必然是充分解释和未充分解释的事件的混合，既定事实和假定事实的堆积，同时既是作为一种阐释的一种再现，又是作为对叙事中反映的整个过程加以解释的一种阐释。”

　　大致说来，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  对历史现实的概念提出怀疑，认为历史认识的客体不是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实体，而是由语言和推论的实践构成的。

　　•  认为语言不只是表达和交流的工具，而是形成意义、决定思维和行动的主要因素。因此，话语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决定由它建立的文本的内容。这样既对过去的历史文本和当代的历史叙述能否符合实际地构建过去提出怀疑，又向历史学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更深地理解历史，更多地考虑客观性标准和自己的文学创作。因为，历史学家已不能满足于读懂史料，而要解读史料所用的语言背后的意义。

　　•  由于抹杀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就对史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

　　•  对历史认识的信仰和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提出怀疑。最终，对历史学家的职业意识和职业主权提出怀疑。

　　诠释学及其语言本体的转向为后现代史学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历史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实在”，而是由语言编织起来的“存在”。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语文的阐释，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的虚拟性。历史的客观性在后现代史学家那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谓的“历史”已经不是历史本身，其之所以存在，乃是由于“语言”。语言不仅是思维世界的本体，也成了物质世界的本体。

　　如果兰克的历史可以称作“科学化的历史”，那么我们不妨把后现代史学家们眼中的历史称之为“艺术化的历史”。理性精神和科学主义主导了兰克学派追逐“真实”的意识趋向，而诠释学自身蕴含的非理性思潮和“形而上”的哲学性质则直接决定了后现代史学的“艺术化”。

　　二十世纪以来，这两大截然不同的历史研究阵营硝烟不断，纷争频出，直到现在仍无法调和。有关他们的争论，学界多有评介，无须赘述。台湾学者 黄进兴 先生的评述对诠释学引入历史研究的后果作了恰当的描述，颇为深刻：“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其理论涵蕴足以解消方法论的效度，造成历史判准的困扰；法国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更直接质疑以往史学所预设的‘连续性'，德里达、巴特提出‘文本'的观点以解除作者的诠释权，而凭读者师心自用，推衍极致则可泯灭原始资料与间接资料的区别；此外，美国怀特更提出‘文史不分'的说法，导致虚构与史实最终竟无甚差别。”

四、治史之目的：“真实”还是“现实”？

（一）历史研究的两种动机

　　钱穆先生曾讲到：“中国人观念，古今一体。苟无古，何有今。今已来，而古未去，仍在今中。好古实即为好今。” 这段话很令人回味。

　　按西方传统史学的看法，“古”即为历史。然则以后现代史学的理论，“历史”未必就是“古”，其由语言“编织”的性质而更接近于“今”。个人以为，后现代史学的弊端之一便是沿着语言本体论的哲学指向走往了极端。历史是由时间序列形成的一系列事物的总和，这一点无可否认。语言的产生发展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时间序列。历史在本质上的确是一个人们无法改变的客观实在，而非语言的产物。

　　然而，后现代史学又具有极深的洞见。兰克学派的缺陷在于他们的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主要由于他们对于史学上所谓“客观性”的问题的了解有其局限性，他们假定历史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客观的，可以通过科学的考证而还原到“本来面目”。如果一切事实都考证清楚了，那么全部的历史真相自然会显现出来。但是，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又怎么可能完全重现呢？人们的认知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对未来如此，对过去同样如此。

　　“历史”的本质如此扑朔迷离，人们难以把握。事实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历史”本质的哲学价值。对历史本质认识的分歧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两种动机：一是求“真”，一是求“用。”研究历史，究竟是要最大限度地挖掘过去的“真实”？还是要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现实”？这才是历史学家们最关心的问题。

　　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异彩纷呈。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走的是“六经皆史”、“我注六经”的路子，更倾向于由“诠释”来构成历史。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早已触及了历史研究中主客观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在冰冷的历史“事实”与生动的时代现实需要之间，中国史学家几无例外地选择了后者。“古代中国历史学从来不避讳这种由于‘权力'与‘知识'关涉而形成的‘写法'，所谓‘春秋笔法'与‘美刺说'，并没有把‘真实'当作它的终极追求，它把书写历史当作一种奖惩的权力，同时也把权力的认同当作奖惩的依据。”

　　我们不能同意后现代史学将“历史”视为现实中权力和语言的产物，但也不能完全抹杀“历史”的“现实”性。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诠释。人们研究历史，总是抱有某种目的的。即便是清代醉心于虫鱼之学的考据学派，埋头故纸堆不问世事，却也表明了他们对汉民族文化的深深眷恋和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抗争。 梁启超 先生在早期曾提倡“史以致用”， 钱穆 先生言“好古即为好今”，沿袭的都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史学观。

　　西方的历史研究则生长在一片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土壤中。从古希腊开始，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始终占据着西方文明的主导。对事物“本原”的探寻，在西方人眼里可以毫无其他任何的意义，只是为了求得“真”的认识。正是在这些思潮的长期浸染下，兰克学派才可能获得持续至今的生命力。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兰克学派的影响。 梁启超 先生后来倡导“新史学”，以及 傅斯年 先生的“史料学”，无不系从此出。

 

（二）“思想史”的后现代性

　　后现代史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即“知识考古学”。在这一理论看来，历史是人们主观“后设”的，而非过去的事实“自设”。或者说，在后现代史学那里，历史不过是人的“观念史”，而非“历史”本身。

　在史学研究中，思想史在本质上也许最契合于后现代史学的描述。“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是在诠释中悄悄地掌握着构建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共同体，都是在溯史寻根，也就是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