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复兴之后对于人类理性光辉的热情追逐中,莱布尼茨提出了普遍语言的设想:通过某种符号系统的排列和组合,能够获得具有数学确定性的新的真理,因为由这样一种符号系统所模拟的秩序将在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一种对应。对于人类的理性来说,不存在比已知的数字序列还更高的认识恰当性。莱布尼茨所追求的语言理想是一种理性的“语言”,一种概念的分析。这种语言具有至高的理性,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符号和工具。语言具有了“理性”的逻各斯,但还不是“道”的范畴上的逻各斯。在源流上,理性语言依然遵循着古希腊的传统。
与这种语言和逻各斯分离的希腊传统相反,基督教神学以“三位一体”的神秘性表明了语言之于世界的内在性。“精神的内在词与思想完全是同本质的,就如圣子与圣父是同本质的一样。” “语词是纯粹的事件(语词真正来说是为人说话而创造的)。” 语词与上帝同在,并来源于永恒性。这样就把语言问题导回到了思想的内在性之中。基督教神学中的语言和逻各斯浑然天成,内在于思想的统一。
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神学的语言观已经接近了语言本体论。然而伽达默尔所实现的“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则更为明确的指出了语言的本体性。他借鉴洪堡“语言就是世界观”的观点,提出“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拥有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乃是:人拥有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世界就是存在于那里的世界……但世界的这种存在却是通过语言被把握的。……语言就是世界观。” 伽达默尔强调,语言是联系自我和世界的中介,或者更正确地说,语言使自我和世界在其原始的依属性中得以表现。
概而言之,语言的本体性所指的乃是: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它超越了一切存在状态的相对性,因为它包容了一切自在存在,而不管自在存在在何种关系(相对性)中出现。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我们的世界。我们世界经验的语言性限于一切被认为是或被看待为存在的东西。因此语言和世界的基本关系并不意味着世界沦为语言的对象,倒不如说,一切认识和陈述的对象乃是由语言的视域所包围,人的世界经验的语言性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对象化,就此而言,科学所认识并据以保持其固有客观性的对象性乃属于由语言的世界关系所重新把握的相对性。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
三、语言本体论的历史学方法论意义
以诠释学为先导,以语言的哲学本体论转向为标志,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学问中终日忙碌,猛回头却发现他们的研究活动与研究对象之间原来还有一条未曾识见的巨大鸿沟,决定最终的“认识”正确与否的关键并不在于主观的努力或是客体的真实,而是在于主客体鸿沟之间的那座桥梁——语言。正如荷尔德林的名言:“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语言的作用在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过程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语言的哲学本体地位,决定了它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的核心意义。历史学的研究,也被卷入了这一大潮。
(一)诠释学的宇宙
德国历史学派曾经提出,不是思辨哲学,而只是历史研究,才能导致某种世界史的观点。不论是兰克还是德罗伊森,他们都假定:理念、存在和自由在历史实在中找不到任何完全和恰当的表现。但与此同时,德罗伊森也提出:“我们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使用实验手段,我们只能研究,并且除研究外不能做任何别的。” 在这里,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研究是什么呢?伽达默尔认为,一定有另一种无限性不同于未知世界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在德罗伊森眼里是历史认识成为研究的主要标志。而如果要达到对这种无限性的有限认知,则只能通过诠释学来实现。因此,“历史学的基础就是诠释学。”
在伽达默尔看来:所谓历史实在,永远不可能进行自我认识。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的,这种在先给定的东西,黑格尔称之为“实体”,因为它是一切主观见解和主观态度的基础,从而它也就规定和限定了在流传物的历史他在中去理解流传物的一切可能性。而可以称之为“实体”的东西,正可以看作为哲学诠释学中的语言。毋庸置疑,语言作为诠释学经验的媒介,必然能够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得到应用。
与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看法相反,伽达默尔不认为语言是事物的符号,而认为语言乃是原型的摹本。符号本身没有绝对的意义,它只有在同使用符号的主体相关时才有其指示意义,而且它的意义就是它所代表或指称的事物。反之,摹本决不是原型的单纯符号,它并不是从使用符号的主体那里获得其指示功能,而是从它自身的含义中获得这种功能,正是在摹本中,被描摹的原型才得到表达并获得继续存在的表现。
原型与摹本之间关系的比喻为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德罗伊森曾经指出,连续性是历史的本质,因为历史不同于自然,它包含时间的要素。而按照哲学诠释学的理论,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正是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语言的表现形式——文字流传物,包括艺术,其真理和意义永远是无法穷尽的,而只存在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无限中介过程中。因此,视域融合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也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正如伽达默尔所举的例子:“一尊古代神像——它不是作为一种供人审美享受的艺术品过去被供奉在神庙内、今天被陈列在现代博物馆中——即使当它现在立于我们面前时,仍然包含它由之而来的宗教经验的世界。这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即这尊神像的那个世界也还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正是诠释学的宇宙囊括了这两个世界。”
在这里,从语言的本体论出发,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颠倒了以往形而上学关于本质和现象、实体和属性、原型和摹本的主从关系,原来认为是附属的东西现在起了主导的作用。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通过语言媒介而进行的、因而我们在解释本文的情况中可以称之为谈话的那是一种真正历史的生命关系。理解的语言性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