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孟子的思想中，“命运之天”也时而带有“德位”一致的含义。如他对滕文公说：“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这是说，成功与否，决定于“命运之天”；但“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是把“德位”一致的必然性推到“后世”了。这可能是出于对滕文公劝善的考虑。
      孟子更多地受到《中庸》思想的影响，他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等等，“天”在孟子的思想中主要还是“义理之天”的含义。因而，孟子可以讲“命运之天”，但不可能像《穷达以时》那样提出“察天人之分”的命题。《穷达以时》所讲的“天”，没有“义理”（道德）和“主宰”（神之“福善祸淫”）的含义，此“天”虽然指的是人在“时”“世”（社会）中的命运，但既然“时”“世”（社会）不是被人之道德或神之主宰所决定，那么对“时”“世”（社会）的这一认识当然也可扩及于自然界。《穷达以时》的“察天人之分”命题，有可能对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等载有与《穷达以时》相类似的话，且是以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答子路问的形式。依当时情况，孔子说出“君子亦有穷”或“穷达以时”的大致意思是完全可能的，但不可能如《荀子·宥坐》等记述的那样如此之详。《穷达以时》中有：“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等记孔子答语亦都有伍子胥之事。清人赵怀玉校《韩诗外传》已指出：“当时说士所为，每不细考前后。”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在鲁哀公六年（公元489年），而伍子胥被杀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484年），孔子困于陈蔡时不可能说出伍子胥之事。《穷达以时》是论说体，可能是孔门某一后学所作，《荀子·宥坐》等在编撰孔子与子路的问答时当参照了此文，而又有所附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