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店楚墓竹简中，《穷达以时》篇与《鲁穆公问子思》篇的字体和形制完全相同（竹简两端皆修削成梯形，简长26.4厘米，两道编线间距9.4—9.6厘米）。《鲁穆公问子思》篇不仅明确地有“子思”之名，而且与史籍所载子思的行事言论也相符，其为“子思之儒”的作品当无可疑。那么，《穷达以时》篇是否也是“子思之儒”的作品呢？郭店楚简整理者已指出：此篇“内容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所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答子路的一段话类似，与后二书所载尤为相近”（《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此篇开头即讲：“又（有）天又（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智（知）所行矣。”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思想。将其断为荀子思想的“源头”，甚至“成于荀子学派之手”，亦不可谓无据。我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初觉此篇所言之“天”与孔子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的“天”意同，继而认为此篇的思想与《中庸》有差异，如果《中庸》是子思所作，那么此篇恐非出于子思之手。但我又认为，“穷达以时”的思想不仅孔子有，而且孟子也作了类似的表述，因此，将此篇说成是孔子之后孟、荀思想共有的源头似较为合适。
       《穷达以时》与《中庸》之差异，在于《中庸》中渗透了“德位”、“德命”或“德福”一致的思想。《中庸》第十七章云：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 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章以“子曰”起始，依传统注例，属子思“杂引孔子之言”。但孔子是否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思想，很值得怀疑。从《论语》的记述可知，孔子对“天”与“德”的一致是十分肯定的，但对“德”与“位”、“禄”、“名”、“寿”的一致却大打折扣。孔子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里的“命”“天”就是指一种不依人的德行、意志等主观因素所改变的必然性，生命之长短、事业之穷达都是“命”中注定，与人之是否有“德”并无必然的联系。在孔门弟子中，颜回居“德行”之首，但颜回“屡空”，而且“不幸短命死矣”，这不仅对颜回是“德”与“禄”、“寿”的不一致，而且对孔子本人禀受天“德”而行道的信念也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故“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曾说过：“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观此可知，孔子对于自己禀受天“德”而行道本具有坚定的信念，但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困于陈蔡的经历也使他不得不正视“时”“命”的现实，因而有记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后来《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以及《史记·孔子世家》等所记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子路与孔子关于“时”“命”的问答当都是发源于此。《论语》中记孔子还说过：“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有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子路在与“隐者”接触后也曾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这些都说明孔子并不认为“德”与“命”有着必然的联系，道之行与不行就像死生、富贵一样不是德行、人力所能决定的，“德位”、“德命”或“德福”一致的思想并非孔子本人的思想。
     《孔丛子·公仪》篇记鲁穆公对子思说：“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为子之辞。”子思答：“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或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以上“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的思想是否也是“不失其意焉”，似乎不宜作出肯定的回答。如将“子曰”以下至“子孙保之”视为子思记孔子之言，而将“故大德必得其位”等等视为子思对孔子此言作的发挥（这一发挥并不代表孔子本人的思想），也许更好些。
      “德位”、“德命”或“德福”一致的思想，可称为道德的理想主义或道德的乐观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与孔子本人的经历和言论并不一致。因此，儒门中还应有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思想，《穷达以时》篇可以说就是这一思想最早的集中表述。此篇所讲的“察天人之分”，也就是要辨析人之道德与人所遇之“时”“命”的不同职分，此处的“天”即是“时”“命”，亦即孟子所讲的“非人之所能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