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稽中国早期文献，“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甘誓》：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这是一篇夏启奉天命讨伐有扈氏的檄文，因此尽管这里的“五行”之义无法确考，但基本可以推测它与天有关。《管子·五行篇》说：“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这个根据天上星象建立的“五行”与天时息息相关，或可注解《尚书·甘誓》中的“五行”。
第一次明确定义“五行”的是《尚书·洪范》。在这篇文献里，殷之遗臣箕子在为武王讲解治国的“大法九章”也即“洪范九畴”时，将“五行”列为了第一畴：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梁启超先生认为这里的“五行”“不过是将物质区分为五类，言其功用及性质耳，何尝有丝毫哲学的或术数的意味？”[22]，此说不无见地，只是箕子为何在谈论治国大法时要首先举列当时对这五种物质的原始科学认识呢？古代中国科学认识大多包裹在神秘之中进行，并且在甲骨文中土既指土地也是土地之神的名称，因此笔者推测这里的“五行”与对五种生活中常见物质的原始崇拜不无关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大夫蔡墨就龙见于绛之郊而对答魏献王，曰：
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
这一段话或可作为理解《洪范》“五行”的一把钥匙。随着认识水平的深入，附丽在这五种物质上神秘性渐渐淡隐，《墨子·经说下》有“五行不常胜，说在宜”的记录，根据其释文，这里对“五行”的认识是朴素的物质性的，是墨家的一种科学探究。
不管上面提及的“五行”是根据“星象”或者来源于五种常见的物质，它都是与对自然的认识紧密联系，然而在早期文献中“五行”还有另一个含义方向，也就是与人的行为相关的方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子产论礼：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这里的“五行”指的是合乎礼的五种品行，思孟“五行”学说就是在“五行”这一含义上进行创新的，而“阴阳五行”则从与“自然认识”相关的“五行”含义上展开突破。两者在路向上是不一致的。邹衍一派的学说被称之为“阴阳五行”本身也指明了它不同与思孟“五行”的侧重：“阴阳” 也即自然之道。笔者以为从儒学经典的上看，思孟“五行”植根于“礼”，而“阴阳五行”诉求于“易”。
《荀子•非十二子》上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由于思孟“五行”学说长期湮没无闻，名存实亡，所以思孟“五行”一直被理解为“仁”“义”“礼”“智”“信”， 1973年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大批帛书，其中有《五行》一篇将“五行”定义为““仁”“义”“礼”“智”、“圣”，然而到底是孤木不成林，学界依然习惯性地把“五行”用作“阴阳五行”的简称，并且认定思孟“五行”与“阴阳五行”有着沿革的关系。随着郭店儒简的出土，其中形制相同的五篇梯形简《五行》、《性自命出》、《君子之于教》、《尊德义》、《六德》五篇简文较为系统地展现了子思首唱之“五行”的真实面貌。其中《五行》篇开明宗义提出 “德之行”也就是“仁”“义”“礼”“智”、“圣”必须内化于心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阐明天道与人道，这是思孟五行学说的思想总纲；《性自命出》篇则讨论“心（情）性”、“教化”以及“心术”，是思孟五行学说的哲学基础；《君子之于教》、《尊德义》、《六德》三篇在前两篇的思想基础上讨论君主的“为君之道”和“治国之道”以及天道如何在社会人伦秩序中具体展开，是思孟“五行”学说改造社会的实施方案。由此可见，思孟“五行”学说乃是一套建立在德行内化基础上的政治思想体系，这与邹衍一派的“阴阳五行”学说大异其趣。因此学界实在需要对“五行”和“阴阳五行”正本清源。
从迄今所见的文献我们知道思孟“五行”的直接的前源可以追溯到子产，它的发展的路径大略是“子产—孔子—子思—孟子”，而“阴阳五行”的起源确是古远，中外学者对此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询，刘起纡先生认为五行的原始意义指天上五星的运行；而在胡厚宣先生对甲骨文中有关四方风名的记载的发现与研究的推动下，不少学者指出“五行”源自商代的四方观念，范毓周师则提出五行说有两个来源，即由原始的“四方”宇宙观念和由经验积累产生的“五材说”，还有学者从考古、神话学、风水术、关联思维等角度对阴阳五行的起源和形成进行了分析。[23]在这诸多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为举凡天文学（占星术）、数术以及原始的科学认识比如：四方风、五材……都是“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资料来源。
汉代学者桑弘羊指出：
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于是推大圣始终之运，以喻王公列士。
桓宽《盐铁论·论邹》
“阴阳五行”学说糅合了儒家的“易学”和墨家的原始科学认识，并以天文（占星术）、数术以及四方风、五材等作为其学说的重要来源，根据分类配位系统地将五色、四季、四方、五味、五脏等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一一相对，并且在“天人感应”前提下，推出五行相克的序列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也就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又克火，如此周而复始。这套由原始“科学成果”系统综合而成的带有浓厚巫术和宗教色彩的“五德终始说”与其说是一套政治哲学，不如说是一套伪科学、一套实用的政治预测学，由于“阴阳五行”学说与对未来的预测紧密相关，因此人心中对未来的恐惧和渴望自然会推动这一学说并使得这一学说大行其道。秦始皇将这一理论付诸了实践，而汉代的历史更是笼罩在“阴阳五行”的神秘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阴阳五行”甚至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化的灵魂。梁启超先生指出：“阴阳五行说为两千年迷信的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也有莫大势力”[24]，顾颉刚先生也指出阴阳五行“是中国人的思维律，是中国人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两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25]。尽管同样重视“天人关系”，但“天人合一”在阴阳五行学说和思孟“五行”学说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它是阴阳五行学说预设的理论前提，却是思孟“五行”学说渴望达成的结果。
较之“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思孟“五行”体系的结局实在是悲凉的，这套建立在德行内化的基础上的为君治国的政治思想，对统治者而言实在是迂阔的，以至于长时间名存实亡。若没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和郭店出土的儒简，迄今学界也无从了解它的真实面貌。
由于思孟“五行”与“阴阳五行”有着不同的起源、方向和结局，因此学界应该停止再将“阴阳五行”缩略成“五行”，以免两者混淆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