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心术呢？《性》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即礼乐和敬。“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又说“礼作于情”，所以“道”即是礼乐。（连劭名《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道”》，《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求心以音乐为速，何哉？“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听乐有感，咏思动心，久而久之便可以生德于人的心中。但礼为节文，其生于外，其所治者为人情，而要节制人性，则又需要“敬”。“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敬是人与外物交接的准则，尤其重要的是，敬所体现的是主体在道德约束下的自律，是主体的一种自觉行为，“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礼以治外，敬以主内；礼以节情，敬以导性。惟其如此，人才能心有定志，身为心主，情性合一，从而不诱于外物，不妄生喜怒而臻于至道。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性》与子游的关系。首先，子游的“性”论直承孔子为自然人性论，论述已具上文，这与《性》的人性论主张是一致的。其次，子游贵情，这一点见诸《礼记·檀弓》，有人以子游有“直情而径行，戎狄之道”之论，遂以为与《性》论情不同，其实不然，二者都强调“礼生于情”，主张以礼节情。不仅子游如此，儒家言情，莫不如此。而且传世的先秦文献来看，孔门弟子，只有子游有较为完整的“情”论，可以认为子游于孔门最为重情。这一点也与《性》一致。其次，我认为孔门心学一派是由子游开创的，这与子游对礼所谓的构建及道的弘扬分不开。《礼运》篇子游曾言及心与人情好恶、心与礼的关系，“故欲恶者，人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情性藏于人心，治心需以礼，这种思想与《性》也是一致的。孔门之中，子游以“文学”著名，他的礼乐治民思想以及为礼以敬的思想分别见诸《论语·为政》及《论语·阳货》。所以，就《性》所表现的思想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出自子游。 
现在学界已普遍认为《性》中的“善不善，性也”，与性有善恶论无关。而把它与世硕、漆雕开、宓子贱联系起来，已不大可能。另外一个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公孙尼子有可能是《性》的作者，因为《性》的许多表述与传为公孙尼子所作的《乐记》多有重合之处。果真如此吗？我们可不厌其烦，做一个详细的比较。比较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有赵建伟《郭店竹简〈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校笺》（《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2期）、刘昕岚《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笺释》（《北京大学研究生杂志》1999年第1期）、刘昕岚《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笺释》（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丁原植《郭店楚简儒家佚籍四种释析》中的《性自命出》部分（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李天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 
相同的表述主要见于《乐记》。以人生而有性则又见于《中庸》、《孟子·告子上》。《礼运》以“欲恶”为心之“大端”，强调外物动性，也有“心无定志”的含义。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 
相似的表述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运》、《乐记》、《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与《逸周书·官人解》同）、《孟子·公孙丑上》。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相似表述见于《中庸》、《孔子家语·本命》。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相似的表述见于《礼运》、《乐记》、《庄子·天运》。
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相似的表述见于《礼运》、《乐记》，《诗大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与之同。
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 
相似的表述见于《礼运》、《乐记》。
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