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另一主导概念是情。《性》共有20次言及“情”字，再加上“喜”、“怒”、“哀”、“乐”、“悦”等字，以及虽未明言“情”但实际上就是论“情”的第23、24简，第30简至35简，可以看出，《性》对“情”的重视程度。《性》重“情”，这也是许多学者都曾论到的，但如果仅据“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就认为《性》把情抬到无上的高度，只要有情就可以代替一切，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简文还有“凡人伪为可恶也”、“信，情之方也”等内容，同时它说“虽过不恶”，也认为一味任情有可能“过”，只不过“不恶”而已。所以《性》的“情”论是一种真情论。有学者认为《性》的一个主要的学术特色是“以情释性”，其实在《性》的某些表述中，情性是合一的，“情生于性”，情既然出自性，又怎么能将二者截然分开呢？“喜怒哀悲之气，性也”，而“气”又具有经验和超验的双重品格，所以“气”见之于外即为“情”，敛之于内则为“性”，情、性共同构成“气”的两面，二者不具有对立性，故而《性》认为人情之“好恶”也是性。对情的重视说到底就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在强调人的道德属性的构建的同时，也不忽视人的本真属性。后儒将情、性分开并将之对立起来，扬性抑情，这与《性》截然不同。
与性、情都有关联的另一概念是心，而且把性、情的运作都归结于心的作用，这是《性》的一个显著特色。《性》中共有22次言及“心”，还有许多以“心”为形符的字，如“德”、“仁”、“义”之类，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简文中，所以有学者联系大约同时代的“平山三器”也有类似的情况，认为在这个时代的前后，出现了一个重“心”的时代。（余治平《哲学本体视野下心、性、情、敬探究》，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名出版社，2000年）这种重“心”的思想是战国以来礼乐崩坏益发不可收拾的情况下，人对自身进行深刻反思的必然结果。在《性》中，“心”仍然是现象世界中实体存在，是感性认识开始的地方，因而不具备本体的意义。惟其如此，心才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并因此而对“性”、“情”产生影响。心与性：“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可见，与生俱来的“性”，由于受到人心的影响，在后天的时候发生了变化而具有形态各异的表现，心使得先天的性转化为真实的性，心对性的决定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所以性的培养实质上就是心的培养，养心就是养性。心与情：简文贵真情，情生于心，然而“虽能其事，不能其心”，如果“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因而“学者求其心为难”。可见，求真情也就是求真心。简文的下篇着重论述如何求真心，“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人虽然会刻意伪装，但终究不能永远伪装下去，“其过十举，其心必在焉，察其见者，情焉失哉？”心中所想，在行动中必有所表现，所以“君子身以为主心”。
正因为心与情、性有如此重要的关系，尤其是心与性的关系，所以如何使人心有定志就是简文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人心有好恶，容易受到外物的诱惑而产生喜怒哀乐之情，心成为沟通人情、性与外物的桥梁。于是《性》提出了“心术”这一观念。在先秦传世文献中，“心术”见于《墨子·非儒》、《墨子·号令》、《管子·七法》、《管子·心术》、《荀子·非相》、《荀子·解蔽》、《鹖冠子·度万》，由于《韩诗外传》与《淮南子》、《说苑》中的材料多采自先秦，所以它们中对“心术”的论述也可以看作是先秦的材料。心术者，心之所由也，也就是人心交接外物的方式，它直接关系到人对道的体验与把握，关系到人道德本心的构建，所以《性》认为“凡道，心术为主”。《管子·七法》云：“实也，诚也，原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这是从正面来界定心术，《礼记·乐论》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这是从反面说的，所谓“治心术，则不妄喜怒”。